去年11月在首尔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作为大幅提升全球金融体系危机应对能力努力的结晶,巴塞尔Ⅲ最终确定。巴塞尔Ⅲ大致由两部分构成。第一,弥补原有巴塞尔Ⅱ的问题点。第二,新引入“宏观审慎监管”。
首先,为强化单个银行的稳健性,“与资本计提相关的监管”得到加强。今后银行必须以普通股资本(普通股+留存收益)为主持有危机时用于弥补损失的资本。在原有巴塞尔Ⅱ下被认定为资本的新型资本证券或次级债,今后只有满足更严格的条件才能被认定为资本。
此外,还增加了将资产规模限制在相对资本一定水平以内的“杠杆率监管”。其宗旨是使银行不能再通过过度借入而盲目扩张资产。“国际流动性标准”也被新引入。今后银行须提高国债等高流动性资产的持有比重,同时在融资时尽可能拉长期限。
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也将引入多种方案。首先,将对大型金融机构(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IFIs)施加额外监管。这是因为SIFIs一旦无法正常运作,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的副作用极大。关于对SIFIs施加的具体负担强度,讨论仍在继续。与此同时,银行若在繁荣期过度供给的信用于萧条期急剧收缩,会放大实体经济的波动幅度,为抑制此类副作用,将引入“缓冲资本计提制度(capital buffer)”。
巴塞尔Ⅲ作为全球金融监管体制可被评价为里程碑式成果,但仅凭其本身并不能自动确保金融稳定。要预防流感,不仅需要接种疫苗,还需要保持基础体能。巴塞尔Ⅲ可比喻为培养对风险最低限度免疫力的疫苗。
银行必须在强化系统性风险发生时能够自我保护的风险管理能力上多加思考。从金融当局角度看,也需要具备能够细致监测巴塞尔Ⅲ引入之波及影响的体系和先发应对能力。因为新监管一旦引入,市场的自然反应便是设法规避,若程度过度,很可能成为伴随巨大社会成本的另一风险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