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韩国经济必须把经济范式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增长。出席辛卯年经济座谈会的专家一致认为,应打造由企业培育新增长动力、政府构建社会基础设施的韩国式经济增长模式。左起为现代经济研究院本部长柳炳奎、韩国企划财政部次官助理姜镐认、韩国开发研究院国际政策大学院教授赵东哲/记者李浩载 (左起)韩国企划财政部次官助理姜镐认、KDI国际政策大学院教授赵东哲、现代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本部长柳炳奎
量的增长、出口主导型已达极限
企业应带头发掘新增长动力
政府应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无就业增长来得太快
就业政策须更具弹性
也应给失败者机会
基准利率、汇率等宏观变量
不应被当作增长的工具
对华政策与朝鲜风险也须防备
2011年,韩国经济正处于跃升为发达国家与两万美元收入陷阱之间的拐点。克服全球金融危机、成功主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喜悦只是一时,增长潜力日渐下滑,以金砖国家(BRICs)为代表的后来者不断追赶,现有位置还能守多久已难以断言。过去40年靠制造业成长至此的韩国必须发掘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增长动力,但由于政策当局理解不足、利益相关方争夺饭碗,迈出一步都相当艰难。
Seoul Economic Daily于去年12月28日新年前夕,在首尔明洞银行会馆邀请引领政府与经济智库的代表人物举行特别座谈会。韩国企划财政部次官助理姜镐认、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国际政策大学院教授赵东哲、现代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本部长柳炳奎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热烈讨论后警告:韩国经济正处于发展的拐点,若不立即转换增长范式,不仅难以迈入发达国家行列,连现有位置也难以保全。/
向拐点转变
▦主持人=克服危机并成功举办G20之后,国民的自信心前所未有地高涨。但另一方面也有分析认为,韩国经济正站在迈入发达国家前最重要的拐点上。
▦次官助理姜镐认=回顾过去10年,突破国民收入1万美元时遭遇外汇危机,越过2万美元时遭遇全球金融危机,但结果是没有丧失增长动力,正顺利奔向发达国家。不过经历这两次危机后,我们也反省到对外依存度过高、波幅过大。另一方面,我们正逐渐摆脱过去的经济增长第一主义,国民对社会、文化、外交等多个领域的关注度和期待值不断提高。我认为,我们社会正处于思考如何吸收并包容其他文化的阶段,经济同样处于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增长的拐点。
▦教授赵东哲=回想1997年外汇危机时,我们第一次深切感到仅追求量的增长已无法继续发展。所幸在外汇危机中结构调整做得不错,结果是过去10年里韩国经济在外部冲击下仍能撑住。也可以说,在危机中韩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反而提高了。如今正是韩国经济进入必须追求质的增长阶段的时刻。这或许正是我们所有人心中通往发达国家的转折点和道路。
▦本部长柳炳奎=过去韩国经济追求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出口主导型增长战略。如今是内需和中小企业应站到中心的时代。从另一个角度看,外汇危机后经过结构调整形成的所谓“缩小均衡”体制,必须尽快转向“扩大均衡”状态。这并非单纯要量的增长,而是只有如此才能增加就业、解决两极化问题、扩大中产阶层。
发掘新增长动力
▦主持人=对拐点最为苦恼的是企业。政府和企业都在苦思寻找新增长动力,但迟迟拿不出令人满意的成果。
▦教授赵=一想到新增长动力问题就觉得憋闷。重要的是,由政府替企业找增长动力的时代已经过去。这该由企业来做,实际上企业了解得更清楚。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开始陷入困难时,伴随房地产泡沫破裂,他们最担心的正是如何寻找新增长动力。企业面临的课题是发展更基础的技术与科学,并具备把这些整合起来的经营诀窍。政府的作用是铺设社会基础设施,让企业能够顺利找到新增长动力。
▦次官助理姜=完全赞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苏珊·伯杰在其著作中说,提升创新与生产率是个人和企业的事,政府的任务是维持一定水平的开放与教育水准。过去政府主导制造业推动经济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果,但如今市场已经饱和。如果把绿色增长、融合产业等视为新增长动力,那么即使耗时较长,支持企业、支援研发(R&D)就是政府的作用。
▦本部长柳=从企业角度看,寻找新动力需要投入比过去多得多的资本与时间。然而外汇危机后缩小均衡状态持续,财务结构等对企业的制约条件大幅增加。过去10年政府推行了众多新增长动力项目,但连政府相关机构都不清楚这么多项目进展如何。因为缺乏持续性和一致性,成效难以显现。
▦次官助理姜=这话有道理。但寻找新增长动力可比作没有地图的航海。过去跟随发达国家就行,如今必须由我们自己先找路前行。表面上看似七零八落、杂乱无序,但这些多样的努力汇聚起来,或许就能产生好成果。
培育服务业
▦主持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服务业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因为服务业正是我们重要的新增长动力之一。
▦次官助理姜=看看韩国国际收支状况就知道服务业多么脆弱。过去10年带动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是商品领域,每年顺差超过300亿美元。相反,服务收支每年逆差50亿至100亿美元。相当于把制造业辛苦赚来的钱在服务领域花掉。让占人口60%从业的这一产业活跃起来、走向先进化,某种意义上是理所当然的。
▦教授赵=任何国家越接近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越高。但我国服务业比重的上升速度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相比非常缓慢。此外,随着制造业就业比重下降,人们流向服务业,而以专业资格从业者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业入口被堵住,于是只有批零、餐饮住宿等生计型服务在膨胀。归根结底,重要的是改革由政府管理的既得利益阶层排他性资格证制度,打开通道。必须解决一边受过度保护、一边过度竞争的局面。
▦本部长柳=我们社会对服务业仍存偏见。政府数十年来实行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培育政策,许多人把服务业视为奢侈享乐产业、消费产业。结果金融支持不足,又受各种监管阻碍,对我国非常重要的流通、物流、旅游等都变得极为弱小。
▦次官助理姜=不把服务业看作产业的偏见也是问题。医疗、教育就是典型。我国医生水平世界一流,却把外国患者全让给泰国、日本,无法成长。专业资格从业者方面,虽说是政府限制供给,实际上是利益团体反对太强烈所致。最终必须通过开放提升生产率。有时社会发展速度看似落后于经济增长,但只要持续努力追赶,总有一天能形成良性循环结构。
创造就业
▦主持人=创造就业是当下的燃眉之急。全球金融危机后骤降的就业指标在去年下半年有所恢复,但青年失业率依然高企,根本性的就业结构仍然脆弱。
▦教授赵=就业错配问题严重。一方面因老龄化导致青年人口减少而担忧增长潜力受损,另一方面青年却没有想去的岗位,这是矛盾的局面。有人说要降低期望,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政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找到第一份工作就干一辈子的社会显然正在远去。考取一个律师、医生资格证就能吃一辈子的社会也必须摆脱。
▦本部长柳=无就业增长是全球现象,但在我国,它在刚刚达到2万美元收入的时点就来得太快了。从产业层面看,制造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不断下降,而向服务业等创造附加值领域的就业转移反而在减弱。女性、中壮年退休者的就业问题也同时多发。现在正是必须从根本上提高增长潜力的时候。
▦教授赵=前面也提到,最重要的是让求职者能够进入社会需求扩大的领域。因此,比制造业更要发展服务业,而服务业中尤以高附加值服务的培育最为迫切。
▦次官助理姜=我国每年大学毕业求职者在40万至50万人之间,而通常所说的“好岗位”——公务员、大企业、公共机构、专业职等的供给每年不足10万个。既有必要增加岗位本身,另一方面也需要提高就业弹性、建立让失败者重获机会的制度。重要的是形成这样的创造性结构:让学历高、聪明的人不是去寻找稳定的工资劳动者岗位,而是去创业、去挑战、去开创新市场。
汇率政策
▦主持人=看看明年韩国经济的方向。企业非常关心明年我国汇率处于什么水平。特别是中国引发的通胀压力加重、国际原材料价格波动,汇率将成为左右企业收益的最大变量。
▦本部长柳=从宏观经济层面看,汇率水平偏向一边会带来利益过度集中于一方的负担。就今年来看,政府恐怕很难制定政策。家庭负债和出口竞争力都不能只看其中一边。特别是基准利率上升时会有本币升值效应,因此汇率不能作为唯一的独立变量看待。
▦次官助理姜=在稳定宏观经济的层面,政府的作用是减少汇率过度波动。作为小规模开放经济体,我国必然对外部变量脆弱,金融危机等海外问题常使外汇市场动摇。借助去年出台的远期外汇头寸监管、宏观审慎负担金等抑制投机资本的机制,预计汇率政策可以更加灵活地实施。
▦教授赵=政府很难赞同高汇率政策。若聚焦汇率与基准利率的关系,汇率上升具有基准利率下降的效果,尤其在帮助出口企业方面如此。就目前我国经济基本面看,利率略升、汇率略降也不会成为经济的大障碍。但若把基准利率、汇率这类宏观变量当作追求高增长的工具,就会出大问题。宏观变量终究应当用于经济稳定。
对华政策
▦主持人=明年韩国经济的主要变量之一是中国。最近国民经济顾问会议上也有人提到应降低对华贸易比重。日益加深的对华依赖现象该如何看待?
▦教授赵=邻近的巨大市场快速扩张显然是机遇因素。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亚洲,其中起最重要作用的是中国。但机遇总是伴随风险。眼下中国金融市场风险会成为我们的变量,中长期还要看政治结构带来的问题如何软着陆。中国的快速增长近来在其国内引发两极化,甚至被认为可能引发社会分裂。这是因为政治与经济绝非彼此分离。
▦次官助理姜=谈自由贸易协定(FTA)时理论上有各种说法,但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我们如何运作,不是吗?与中国的关系也是如此。经济上的努力必要,政治、外交层面的努力也须同步。与美国相比,对中国的整体网络构建本身就很不足。需要从国家层面看待中国的宏大战略。
▦本部长柳=最近最具威胁的是中国知识积累速度超乎想象。全球留学生中25%是中国人,而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也纷纷涌向中国。在知识交流加快的情况下,对我们的威胁强度也随之增大。现在正是要思考能否持续把中国作为机遇因素加以利用的时候。
韩国经济的机遇与危机因素
▦主持人=最后,值新年之际,想整体梳理一下今年韩国经济的机遇因素与风险。
▦教授赵=朝鲜风险是变量。欧洲危机、美国景气放缓担忧等被频繁提及,但从我们的立场看,朝鲜是最大风险。最具威胁的是,这一风险若以错误方式爆发,后果难以估量。
▦本部长柳=有人持乐观论,认为朝鲜半岛风险不会对我国市场造成大影响,我并不认同。我国如此出色地克服了危机,国家信用等级却未上调,金融市场在国际上相对经济规模得不到应有待遇,最大原因正在于此。除朝鲜半岛风险外,我还关注重新制定科技发展战略的总体创新体系如何使我国再上一个台阶。
▦次官助理姜=风险取决于如何利用。朝鲜半岛风险、对外经济风险都要小心,但在这样的拐点上强化体质,日后将成为我们再上一个台阶的基础。
◇韩国企划财政部次官助理姜镐认
▦1957年生于庆南咸阳 ▦延世大学经营学系,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硕士 ▦行政考试第24届 ▦财政经济部调整二科科长、经济分析科科长、综合政策科科长 ▦企划预算处战略企划官 ▦财经部政策企划官 ▦韩国企划财政部公共革新企划官、公共政策局局长
◇KDI国际政策大学院教授赵东哲
▦1961年生于首尔 ▦首尔大学经济学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 ▦得克萨斯A&M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研究委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外经济专家委员 ▦财经部部长顾问兼宏观经济组组长 ▦未来企划委员会未来经济·产业分科委员
◇现代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本部长(常务董事)柳炳奎
▦1960年生于首尔 ▦成均馆大学经济学系,同校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 ▦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现代经济研究院经济本部长 ▦现代经济研究院产业战略本部长、经济研究本部长(常务董事) ▦韩国生产性学会副会长 ▦国民经济顾问会议专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