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22

[全球聚焦] 高喊救助贫民的小额信贷机构,会沦为逼哭贫民的高利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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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尤努斯于1976年创立的孟加拉国格拉明银行总部大楼。 本月初,正忙于筹备向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的挪威诺贝尔和平委员会收到了一个坏消息。因为有消息称,仅4年前因扶贫活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国格拉明银行总裁穆罕默德·尤努斯,已开始因挪用公款嫌疑受到孟加拉国政府的正式调查。诺贝尔委员会的自尊心受到重创。

为穆罕默德·尤努斯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格拉明银行,是被称为“穷人的银行”的小额信贷专业银行。若以韩国来比照,大致相当于“微笑金融”专业银行。它作为向被正规金融体系排斥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无担保小额贷款的“小额信贷(MFI)”鼻祖而备受瞩目。

然而,自称扮演“贫困层保护者”角色的尤努斯及格拉明银行的挪用公款与资金运用不透明嫌疑,使此前暗中积累的小额信贷阴暗面一并浮出水面。尽管宗旨是帮助弱者和贫民,但其逐渐转向高利率,与高利贷机构失去区别,加之强制还款导致使用者接连自杀等,小额信贷正面临巨大危机,这就是现实。也有人指出,负债偿还率极低,维持银行功能从一开始就勉为其难。

象征性地展现小额信贷这种光与影的案例正是格拉明银行。据《金融时报》报道,尤努斯创立的格拉明银行为将1970年代80%人口受贫困折磨的孟加拉国贫困人口减少至目前的38%立下大功。1976年,他以“信用是穷人也应享有的人权”为理念,开始向乡村居民提供无担保、10%~20%低利率的小额贷款业务,到1979年已使500个家庭脱离绝对贫困;据悉,得益于格拉明银行,到2006年为止摆脱贫困的孟加拉国国民达400万人。尤努斯将格拉明银行发展为拥有2185个分行、1万8151名员工、财政自立度100%实现盈利经营的超大型银行,并将这一运动传播到中国、印度等周边国家,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但最近丹麦纪录片制作人汤姆·海纳曼发现了可疑的资金往来。海纳曼主张,他看到了挪威政府汇给格拉明银行的救助基金中有1亿美元被尤努斯及其亲信挪用的资料。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也指责称,尤努斯为逃税而进行了这类交易,并批评小额信贷产业“正在吸食穷人的血”。格拉明银行方面主张尤努斯和银行董事会没有任何不法行为,称所有嫌疑均属“捏造”,但此事件将小额信贷产业推上了风口浪尖,点燃了对小额信贷各种副作用和弊害的争论。

事实上,因小额信贷而喧嚣的并非只有孟加拉国。在小额信贷市场急速膨胀的印度,集中了30%小额信贷贷款的安得拉邦,借款人自杀案超过50起,且其中大部分是饱受生活困苦的女性,这演变成重大社会问题。

印度小额信贷市场从2005年的2亿5200万美元增至去年的25亿美元,4年间猛增10倍。但印度平均利率超过年35%,被指与高利贷机构无异。《华尔街日报》指出,不接受政府补贴或海外补助金的印度乡村小额信贷利率高达60%~120%。为贫困层打开信用贷款之路固然是好事,但因贷款回收困难而产生的财务问题最终导致高利率,把贫困层推入更严重的债务泥潭。

展现印度小额信贷问题的代表性例子是大型小额信贷机构SKS。最初作为非营利团体起步的SKS受到贫民的爆发性响应,2003年仅100万个的贷款账户到去年增至267万个。但随着业务膨胀,财务等问题开始暴露。SKS最近干脆转型为营利团体并实施首次公开募股(IPO),募集了3亿5800万美元资金。在此过程中,SKS创始人维克拉姆·阿库拉通过股票出售差价获取1300万美元,赤裸裸地展现了为极贫者服务的银行最终转变为追逐利润的产业的面貌。

随着各种腐败和损害蔓延,政府层面也开始收紧对小额信贷的管控。印度政府命令将贷款回收周期由每周改为每月,本月初又将利率上限定为24%。同时禁止以高压手段回收本息。孟加拉国政府也在上月,针对20%~50%的利率使平民生活凋敝的指摘,将利率上限规定为27%。

然而,这类监管迅速使小额信贷产业萎缩,招致恶性循环。在印度,260家小额信贷机构中约四分之一、即60~70家有可能在数月内破产。原因是贷款回收率下降,且为规避风险银行贷款减少。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DB)顾问莉娜·坦楚灵指出:“由于印度当局的监管,小额贷款骤减,背负多重债务的债务人有可能连锁陷入违约(债务不履行)。”

在扶贫理想与现实之间动弹不得的小额信贷能否找到划时代的突破口尚不明朗。但目前现实的重量仍沉重地压着小额信贷的理想。张夏准教授在著作中指出“小额信贷是典型的民粹主义事业”,称无论以政府为主体还是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缺乏现实性的相对廉价的私人借贷“只不过是伟大的幻想”。张教授主张,与其借钱,不如建工厂创造就业岗位更好。

与此相反,《金融时报》最近通过社论和专栏指出:“小额信贷仍是有助于减少世界贫困的对策,为穷人服务的商业化途径应当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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