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贫困有关的最凄惨、最悲剧的事情,并不是缺少每日的食粮或栖身之所。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成,存在感的缺失、公共尊重的缺失,才是最悲惨的事。”
委内瑞拉青少年管弦乐培养基金会“El Sistema”的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阿布雷乌博士,在2009年2月获得TED颁发的“TED大奖”后接受采访时,引用特蕾莎修女的话如此说道。阿布雷乌博士让被贫困、毒品与暴力浸染的贫困阶层青少年手握乐器、接受古典音乐教育,从而为他们注入希望与梦想,今年在韩国国内也备受关注。讲述“El Sistema”的纪录片在韩国上映,他还被选为第十届首尔和平奖得主,并于10月访问了韩国。
他之所以受到关注,也得益于韩国对文化福利的关注度大幅提高。越是发达国家,文化越能塑造国民的意识水平,而这又直接成为国家品牌,因此为提升国家竞争力和国民生活质量,国家与社会必须率先缩小文化差距。事实上,与经济两极化相比,文化差距的扩大毫不逊色。前不久韩国文化经济学会在学术大会上发布的舆论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国民认为文化艺术活动机会的两极化非常严重。出席学术大会的首尔市立大学教授徐宇锡强调:“文化差距并不仅仅停留在无法享受美好生活的遗憾层面,它意味着在社会地位竞争和创造经济的成长过程中被淘汰的可能性”,并指出需要在国家与社会层面努力消除文化差距,让任何人都能轻松享有文化感受力。
国家率先发展文化的典型例子是法国。作为可以说是最早制定并实践国家文化政策的国家,法国在文化艺术创作、地区文化活化、文化产业与文化福利等领域以文化和政治的认识推进政策。法国历史学家乔治·杜比甚至曾说:“使法国成为伟大文化之国的,是强有力的君主国家。”
近来,文化体育观光部也推出了以文化福利为重心的政策。文化部公布的事业计划称,明年将把文化券预算比今年增加5倍以上,福利卡受益对象增加4.5倍,以扩大对弱势群体的文化、旅游、体育福利待遇。不仅是中央政府,首尔九老区的“我们社区管弦乐团”、世宗文化会馆的“世宗幼苗和声管弦乐团”、首尔文化基金会的“以艺术传递希望梦想项目”等面向低收入阶层的艺术教育项目也相继涌现。
再回到El Sistema的话题,自1975年首次创立以来,目前有超过37万名委内瑞拉青少年和儿童参与该项目,音乐教师达6000人,并已扩散至全球数十个国家。过去35年间在委内瑞拉受益于El Sistema的人们表示,通过乐器和音乐,他们获得了自己能够成为某种角色的希望,获得了作为公共存在的自尊感,而这种感受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出身El Sistema、成为洛杉矶爱乐乐团最年轻常任指挥的古斯塔沃·杜达梅尔曾说:“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瞬间,是El Sistema给了我一件乐器的时候。我获得了在自己生命中建造某种东西的机会。”
当社会成员中感到自己被边缘化的不满阶层增多、认为自己生活悲惨的阶层增多时,绝不可能成为公正的社会。El Sistema的事例证明,当关照身边弱势群体的“善良”艺术扩散、国民文化意识提高时,国家和国民自然也会“变得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