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12

[时论/12月13日] 韩美FTA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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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追加谈判达成的消息传出,以政界为中心,围绕批准的赞成与反对之争日益激烈。赞成方与反对方就得与失抛出未经充分论证的数字,立场差异鲜明。令人担忧的是,自2006年2月正式启动谈判以来将近5年的努力,会不会再次因消耗性争论而化为泡影。一般而言,对外经济协定始于经济逻辑,终于政治选择。若把韩美FTA放在两国外交谈判这一大框架中看,可以感觉到最后阶段我方的政治外交判断起了一定作用。

新飞跃与繁荣的跳板

因为体现排斥保护贸易主义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精神、并先于日本和中国拆除与全球最大市场美国之间贸易壁垒的对外战略必要性变得更加迫切。与美国签署FTA所带来的自由贸易利益十分明显。战后世界经济正是因自由贸易的扩大而享受繁荣。1960至1970年代,美国、欧洲共同体(EC)与日本之间的三角贸易,为产业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提供了划时代的增长机会。

1960年代以后,韩国通过开放与合作积极参与世界贸易,仅半个世纪便跻身世界十大贸易大国。可谓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国。进入2000年代,随着中国、印度等巨大新兴市场国的崛起,后发者的追赶日益猛烈,在当前时点,韩美FTA是两国通过市场一体化与产业合作开拓分工关系新局面的良机。

自由贸易的利益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很明确,但因政治社会原因而无法接受它,也是不容否认的现实。因此在任何国家,围绕FTA的主张尽管利害被夸大渲染,却常常能获得共鸣。典型例子是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成为最大争议点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之争。当时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以协定将使美国4%的就业人口陷入危险这一诡辩掀起风潮,结果作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三党候选人,取得了继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后首次达19%的得票率。

对于韩美FTA追加谈判结果,牵强附会式的解读也多于均衡的看法。汽车领域关税撤销的延期或保障措施的引入被强调为过度让步,但考虑到2007年以后美国企业的衰退与韩国企业的跃进,这是可以理解的部分。实际上韩国国内汽车业界表示希望即便如此也能尽快获得批准。相比之下,药品专利与许可挂钩义务履行时点的延后让制药业界松了一口气,但仍然充满不安。与其责怪只依赖仿制药的韩国业界的弱小体质,不如说“向美国让得太多”的抱怨声更响。

要正确评估自由贸易协定的得失,需要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的整体视角,也需要洞察国内政治经济学力学关系的洞察力。若韩美FTA实施后海外企业对韩国抱有关注与信任、增加贸易与投资,那么除经济利益之外,韩国的地缘政治价值也会随之提升,在政治外交方面发挥类似无形保险的作用。但极可能因协定受损的当事者,对国民收入增加、国家地位提高、消费更加丰裕并不关心。这也正是需要对话与讨论、说服与共识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应收起争论,寻找利用之道

韩美FTA因部分条款而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自由贸易的本质,但从更大的框架看,作为次优选择并不算太差。在全球经济衰退使世界经济有可能滑向保护主义的时期,协定的挫败不仅对韩美两国,对世界贸易也将是红灯。现在正是收起无谓的赞成反对之争、集中智慧把已达成的协定用作韩国经济新飞跃跳板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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