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06

[经济百年大计 从教育中寻找] 3. 培养根基深厚的人才 重新审视“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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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社会,“三不”政策是“烫手的山芋”。若延续,担心削弱大学教育的效率与竞争力;若废除,又担忧加剧课外补习的弊病、动摇公共教育的根基。含在嘴里既不能咽也不能吐,磨磨蹭蹭之间往往会受伤。致力于确立并维持三不政策的“国民政府”和“参与政府”便是如此。李明博政府一面推进高考自主化,一面将有关三不政策的讨论推迟到2012年(2013学年度)以后。因为他们深知,一旦打开三不这一“潘多拉的盒子”,它就会成为一举吞噬其他教育议题的“黑洞”。但与三不相关的讨论也不能无限推迟。在2012年以后预定实行高考完全自主化的情况下,为了将围绕三不存废而爆发的社会矛盾降至最低,也应从现在开始展开实质性讨论,这一主张正逐渐获得支持。

◇三不重新审视因意识形态之争多年停滞=三不政策是以禁止本考试(论述考试以外的笔答考试)、高中等级制和贡献入学制为核心的政府高考基本方针。自1999年起成为高考制度的根基,延续十余年,但围绕它的争议从未间断。

主张废除三不的一方指出,它限制了大学自由选拔学生的权限,从而削弱了竞争力。但主张维持者反驳称,若废除三不、恢复本考试和高中等级制,课外补习弊病将更加严重,公共教育将更加荒废。围绕贡献入学制,认为可弥补大学薄弱财政的主张与认为只会加剧阶层矛盾的意见针锋相对。

在课外补习依赖度过高、大学排序固化的韩国社会,三不在使公共教育正常化、一定程度缓解升学过热方面确有贡献。但它也难免被批评为限制大学的学生选拔权、妨碍自主性并降低竞争力。

问题在于,这种三不存废之争并不止于教育问题,而是演变为进步与保守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难以找到交汇点。这也是以高考自主化为旗号的李明博政府上任后,废除三不的讨论仍被视为禁忌的原因。虽有人认为三不存废讨论本身缺乏生产性,但也有主张认为不能永远被三不束缚。高丽大学教育学教授洪厚祚强调:“三不政策是一种消极方式。政府纠缠于三不政策,结果高考制度变得混乱无序。”他表示:“无论是校内成绩、高考还是大学自主考试,交由大学自行处理即可。政府把秩序立起来,大学就会跟上。”

◇引入本考试、贡献入学制难达成社会共识=三不政策已实施十余年,但围绕它的环境已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本届政府以来,政府的高考事务移交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大学招生自主性扩大,入学考查官制全面引入,高考制度已有相当变化。随着各校高考成绩和学业成就度评价结果公开,学校与地区间的学力差距也得到确认。虽然三不存废讨论多年停滞,但条件已经改变,认为现在正是启动政策重新审视社会讨论时机的声音日益增大。

那么三不政策的命运将会如何?对此意见纷纷,但专家认为,即便废除三不,大学也很难随心所欲地运营高考制度。

就本考试而言,预计因助长课外补习的批评,大学在引入时会十分慎重。首尔大学招生管理本部研究教授金庆范表示:“即使大学有恢复本考试的欲望,也难以选择脱离现实的制度”,“因为在创意型人才培养和公共教育正常化方面,很难构建足以说服国民的逻辑”。

也有预测认为,虽然部分大学主张引入本考试,但随着论述等大学自主考试已在实施,该议题已大为弱化,通过面试或其他选拔要素录取学生的趋势将延续。

贡献入学制亦是如此。大学称其有助于扩充财政的逻辑,难以克服其助长学历世袭和阶层矛盾的批评。建国大学教职学教授梁成官表示:“引入贡献入学制须以国民共识为基础,而达成共识并不容易。”

但也有观点认为,若引入贡献入学制,部分私立大学可能像美国那样以不公开为原则,允许校友或富裕阶层子女入学。

引入高中等级制预计会有相当阵痛。在部分大学已因优待外国语高中出身学生而被批评实际上适用了高中等级制的情况下,若正式引入,担忧其会导致高中排序化、平准化解体以及初高中升学过热的声音很大。

天主教大学教育学教授成基善解释:“如果校内成绩改为绝对评价、高考中校内成绩比重下降,高中等级制实际上将失去意义”,但他同时表示:“如果引入高中等级制,大学很可能以通过入学考查官制积累的资料为基础,在招生选拔中参考高中间的学力差距。”

◇废除三不应以强化大学自主能力与责任性为基础=李明博政府一面推进高考自主化,一面将是否允许三不推迟到2012年以后,是基于大学需要时间来具备自主能力的判断。要在学生选拔上享有完全自主性,大学需具备相应能力并认识到社会责任。

主张维持三不的阵营也认为,大学缺乏公正、透明管理招生的能力,因此废除三不为时过早。成教授强调:“过去40至50年间,大学在招生制度上未能赢得国民信任”,“想选拔优秀学生本身并非问题,关键在于是否以公正而多样的要素选拔学生,这才是招生自主化的核心”。

还有声音认为,大学不应只专注于通过以成绩排队的选拔方式录取优秀学生,而应通过优质教育项目努力把学生教好,即需要强化责任性。

金教授强调:“三不等所有教育议题都应依据某一标准重新检视,而这一标准应是创意型人才培养”,“要让招生成为同时救活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媒介,就必须聚焦于21世纪所需的人才形象是什么、如何选拔这样的人才,三不应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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