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进入刑事法庭后首先要做的事,是确认出庭被告人的身份。即便被告人是名人,或已多次面对面进行审理,程序始终不变。看似繁琐,但法庭上履行这一程序的理由,基于一个逻辑:不明确行为主体,就难以追究法律责任。
这听来理所当然,但这一逻辑也与我国宪法以法治主义而非独裁作为统治基本原则相通。因此,即便不是国家为施加刑罚而进行的刑事审判,在任何审判中,诉讼当事人的身份都是基本中的基本。
想到这一基本,最近首尔行政法院作出宣判的“四大江工程停工”诉讼就有些奇怪。法院认定,律师团登记为原告的6129人中,有40人因是未成年人而不具备起诉资格。此前法院曾指示未成年原告提交法定代理人即父母的同意书,在补充相关文件之前,未满19岁者人数更多。此外,国民诉讼团向法院提交诉状时,原告名单中还有人以“某某妈妈”表明身份。原告未如实填写住址、令法院实务人员焦头烂额的情形也不胜枚举。
记者曾向国民诉讼团一方的律师询问,为何未成年原告未能妥善取得父母同意书。因为想知道,在法院反复要求补充原告名单的情况下,为何仍存在多达40名未成年人。他回答:“管理原告名单是实务人员而非律师的职责”,“今后要使用江河的未来一代也可以提起诉讼”。
是的。从宽泛的目的看,未成年人也是我国国民,也可以反对政府项目。但请想一想。为了为未来一代着想的理想与目的,而无视理应履行的程序,这正是他们所极力谴责的国家的模样。
只希望在下一次诉讼中,不要再出现以追求正当目的为由而无视程序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