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01

困于“系统性风险”的金融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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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韩国外换银行如同令人联想到国会“强行表决”一般,突然签署了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出售谅解备忘录(MOU)。金融当局一位高层人士叹息道:“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这是因为,自外汇危机以来当局进行过无数次结构调整,并自负地认为借此建立起不逊于发达国家的最佳实践(示范规范)体系,但市场上依然重复着落后的画面。然而,当局又不能像过去那样直接干预。随着市场力量增强,贸然介入必然会遭到“官治”的逆风。金融当局可谓被困在所谓的“系统性风险”之中。

金融委员长陈动洙(见图)强调办事周密。他专攻法律,连政策的法律漏洞都会细致指出。他认为,对市场应最大限度地给予自律,同时为其构建相应的体系才是当局的职责。金融产业中长期先进化方案,以及以此为基础正在推进立法的治理结构改善法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也都是为了构建体系。

但市场的运行却与他的意图大相径庭。在KB事件中,未能妥善控制市场的贪欲,反而让事态扩大,最终只挨了“官治”的箭。他上任后即强调的外部董事作用论,在事态爆发时实际上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新韩金融控股事件也是如此。陈委员长与外部董事一并强调的,是所谓“代理人制度”的问题。他指出,前新韩控股会长罗应灿等金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俨然以所有人自居,长期连任。但在罗前会长决定连任之时,当局也未采取任何措施,最终暴露出治理结构上的致命疮疤。可以说,陈委员长本人所强调的通过体系实现市场自律循环,接连露出了漏洞。

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问题的本质也类似。当局对金融公司或企业结构调整格外克制介入。对于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的MOU一事,当局以“私人之间的契约”为名,期待自律解决。并称若介入不当,极易被误解为偏袒某一方,只强调“透明解决”的原则性说法。

然而结构调整的体系最终完全崩坏。一位在外汇危机后参与结构调整的金融界人士解释:“投入大规模公共资金所获得的最宝贵成果,就是定型化的结构调整手册和体系”,“但现代集团拒绝财务约定和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的MOU出现波折,恰恰显示出这种体系有多么松散。”

当局和金融界人士指出,接连出现的体系问题,原因之一是当局缺乏精细的技术手段以及介入的态度含糊不清。他们表示,尽管理解当局所称市场环境已与外汇危机直后明显不同,但由于未能明确区分该介入与不该介入的时点,反而放大了对市场的放任。一家商业银行的高管指出:“作为官僚组织的金融委与半官半民的韩国金融监督院之间未能明确分工,也是导致体系缺陷的原因之一”,“就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问题而言,如果体系行不通,哪怕借助高层当局者的‘口’,也需要及早控制对市场的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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