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界正竞相抛出福利承诺,或称“普遍福利”,或称“70%福利”。随着工业化和民主化推进,社会福利需求增加是自然现象,因此政界积极接纳这一点首先值得欢迎。消除既有福利制度的盲区,构建让身处社会风险中的任何社会成员都不被排除在外的严密安全网,对此恐怕无人会提出异议。
尽管如此,国民的反应并不像政界期待的那样热烈。这不仅因为对政界的不信任,也因为国民对福利已具备基本常识。他们已达到从国家财政出发、担忧不可持续的“讨好型”福利承诺的水平。他们也洞悉这并非政界部分人士所提的富人税所能解决的问题。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福利改革,他们也大体都有所了解。
尽管仍有不足,我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迈向福利社会的制度框架。四大保险、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制及紧急福利支援制、基础老龄年金制、老人长期疗养保险、劳动奖励税制等,正发挥着抵御失业、疾病、高龄、工伤等社会风险的社会安全网作用。各项制度并非没有问题,但仅仅具备如此框架也绝非易事。
此刻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构建可持续的福利体制。提高福利水平固然必要,但提高并非万能,这一点无需多言。最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发挥福利后发者的优势,迈向就业友好型福利体制。
应将对象从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制受益者扩大至次低收入阶层,同时让有劳动能力者自行工作维持生计,把这种就业友好型福利作为我国福利制度的基本支柱。重要的是将失业给付、就业服务等与激活(activation)相衔接,引导其就业。这不是分配别人捕到的鱼,而是支援或促使其自己捕鱼。由于这能提升福利受益者的人格自尊,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福利。
若通过就业友好型福利,把目前不足60%的就业率提高到国民收入4万美元国家的70%水平,将有约400万人获得工作岗位,财政负担也将相应减轻。用减轻下来的财源,还可扩充对劳动能力薄弱者的福利支援。就业友好型福利体制超越单纯的扶贫层面,起到壮大中产阶层的作用。中产阶层家庭的比重及其收入占比是社会稳定与整合的重要变量,因此越是走向成熟的先进社会,其重要性必然越高。
在就业友好型福利中,核心关键是对职业能力开发的积极支援。若过度强调就业义务,往往工作成就感低,岗位也多为低薪、非生产性。过去的公共劳务理应受到这种批评,这种情况下福利反而有可能大量制造在职贫困层。作为积极劳动市场政策的职业能力开发能大幅缓解这一问题。考虑个人的适性与意愿,赋予其能力开发与技能提升的机会,并使其就职于能发挥能力与技能的岗位,从而同时提高岗位生产率和个人满意度。
职业能力开发政策不应只面向福利受益者,而应面向全体国民,但尤应侧重于非正规劳动者、中小企业劳动者、小微自营业者的劳动者等上升流动可能性低、职业生涯短、最终很可能变为依赖福利的群体。由此可减少他们沦为福利受益者的可能性,提升劳动的流动性与质量,社会整体生产率也将提高。可以说,职业能力开发正是先进福利社会所追求的预防型、投资型福利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