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见到一位刚从中国河北省保定市回来的熟人。他介绍说,保定市位于北京和天津的西南方,乘轿车约需2小时30分钟,虽拥有1100万人口,却非常落后。
但他说,从不久前开始,省政府层面接连建设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和工厂等,开发正在加速。他说,保定市虽与中国首都北京相邻,却不受首都圈管制,城市发展自由推进,看到这种情形,他感到与我们的情况大不相同。
事实上据说中国并没有像我们这样的首都圈管制政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集中投资,一个经济特区开发完成后便集中开发另一个特区,以此方式推进经济特区建设。通过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等地的分阶段开发以及国家的集中投资与支持,经济特区正从沿海向西部延伸。
然而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陷入了所谓“公平逻辑”,即把全国6个经济自由区域置于同一平面、同等对待。就仁川经济自由区域而言,大家都承认它拥有机场和港口,是东北亚的据点,具备可成为世界级观光、娱乐市场的天赐区位。
尽管如此,政界仍在对立,称放宽首都圈管制是“放弃地方和平民、只接纳首都圈特权阶层要求的做法”,或是“牺牲地方以救首都圈的政策”。政府也只看政界的眼色,粉饰称唯有分摊式、配给式政策才能救活地方、带来国家均衡发展。
如今,企业已进入必须结合生产、财务、营销、劳动力、物流等要素,寻找地球上最佳地点并迁移的时代。因不必要的管制,企业出走海外、在国内经营后消失的概率也相应提高。全球化经营已不再是大企业的专属。
可政府仍未摆脱管制逻辑。政府应在为时未晚之前,尽快大胆解除妨碍企业活动的不必要管制。因为制定能把整个韩国培育为具备竞争力的全球据点的战略已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