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二十国集团(G20)首尔峰会的外部环境,与两年前首次会议在华盛顿举行时已截然不同。
此前G20的合作动力,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全球经济危机严重性的危机感。但颇具悖论意味的是,随着G20的国际协调取得成效、世界经济逐步走出最糟糕的危机局面,曾提供合作动力的危机感趋于减弱,为克服经济危机而形成的G20统一阵线开始出现裂痕。
应成为大国间的调解者
随着各国经济复苏程度与速度的差距扩大,优先考虑本国国内经济状况而非国际协调的倾向日益增强。近期围绕“汇率战争”的美中争论,显示这种裂痕已经显性化。
G20若要在今后继续扮演全球协调的中心角色,就必须在世界经济摆脱危机、恢复正常之后,仍能在参与国之间持续创造合作动力。因此,在G20首尔峰会上取得可见的、具体的成果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只有在克服全球危机的过程中持续确保G20的解决问题能力与成果,今后才能牢固维持通过G20进行的国际协调。
像G20这样的非正式首脑论坛能取得多少成果,必然取决于担任主席国的主办国的议程设定与调解能力。今年6月承办第四次G20会议的加拿大未能就议题达成具体共识,把所有重要议题都推给了本次首尔会议,这充分显示主席国角色何等重要。
从这一点看,在此前的G20庆州财长会议上,我国成功就汇率问题处理原则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达成更为前瞻性的共识,作为G20首尔峰会取得实质成果的重要转机,意义重大。
以举办G20首尔峰会为契机,我国的国际地位正上升为在全球舞台上调解大国间分歧与矛盾、提出建设性替代方案的协调者。原本局限于朝鲜半岛与东北亚这一狭小地域范围的外交视野与活动范围扩大到全球层面,也是最大的变化。
迄今为止,我国的多边外交经验与能力十分薄弱,开始参加全球首脑论坛也为时不久。应主席国日本邀请首次参加G8扩大峰会,还只是在2008年。
如今我国不仅成为G20的正式成员,更上升到以主席国身份举办G20会议的位置。1997年因外汇危机不得不接受IMF严苛结构调整方案的我国,如今作为G20主席国,正在改善IMF贷款制度与治理结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当然,举办G20峰会并不意味着我国一夜之间变成发达国家。举办G20峰会活动也不会使我国企业的品牌价值骤然提升、出口一夜之间大幅增长。但若把G20首尔峰会看作一次性外交活动,仅以办会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来衡量其价值,则是未能准确把握G20本质的单线思维。
应通过多边外交提升国际地位
G20首尔峰会不是一次性活动,而是我国首次参与的全球首脑论坛,也是处理金融经济秩序重构的最重要国际合作渠道。如果成功克服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G20今后发展为政治安全协商机制的可能性也非常高。
以G20为契机,我国得以直接参与此前难以接近的各类国际金融经济网络。在外交上,也摆脱了只专注于与主要国家双边外交的发展中国家型外交,正式进入以多边外交为中心的发达国家型外交。摆脱对G20的单线视角,从扩大国际贡献与影响力这一全球外交战略视角来加以应对,比什么都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