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1-05

各国经济政策皆为“创伤”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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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当地时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决定实施6000亿美元规模的第二轮量化宽松,其背后很大程度上是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痛苦经验在起作用。当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经济尚未完全摆脱恐慌状态之际,就于1937年推行货币紧缩政策,结果使经济再次陷入深渊。FRB主席本·伯南克不顾世界各国的严厉目光而急于放水,可以说正是他不愿重演大萧条历史这一意志的产物。

正如美国这一众所周知的案例,有分析指出,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是源自过往历史创伤的“心理创伤”的产物。《日本经济新闻》5日通过题为《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各自的创伤》的专栏分析称,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等主要国家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中,都有各自怀有的“创伤”在起作用。

就美国而言,由于伯南克主席是大萧条研究专家,因此被解读为强烈意识到“大萧条的噩梦”。为了不重演街头失业者满溢的惨痛大萧条历史,FRB推行了大胆的金融宽松政策。伯南克主席在普林斯顿大学任经济学教授时曾分析日本的通缩危机称,“这是因为没有向市场撒出足以造成冲击的巨额资金”。

相反,在一天后的4日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维持意识到退出策略的政策基调的欧洲中央银行(ECB),则怀有相反的创伤——一战之后德国经历的超级通货膨胀(hyper inflation)。作为欧元区核心国的德国,为偿还战后战争赔款而滥发货币,由此引发的极端物价上涨最终导致阿道夫·希特勒登场,在德国人心中留下无法抹去的伤痕。《日本经济新闻》解读称,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顽固的“物价稳定”政策传统延续至ECB,FRB追加量化宽松而ECB并未跟随,正是因为德国的创伤影响着ECB的政策运作。与将充分就业(增长)与物价稳定这两个相互矛盾目标作为政策目标的FRB不同,ECB以物价稳定为主要政策课题。

笼罩在日本当局政策之上的创伤,是70年代日元升值的记忆。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采取停止黄金与美元兑换的措施以来,日元兑美元汇率由“1美元=360日元”的固定汇率转为浮动汇率制后,日元急剧升值。《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认为,这一被称为“尼克松冲击”的事件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冲击成为日本经济的创伤,并催生了量化宽松与市场干预等政策。此外,还有以容忍日元升值为核心的85年“广场协议”导致“失去的十年”的痛苦经历。近来日本不顾国际社会批评,投放2万亿日元买入美元的汇市干预,其背景也是不愿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

面对国际社会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中国同样无法摆脱创伤。该报解读称,面对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外部压力,中国以人民币急剧升值会引发社会不安为由采取慎重态度,其货币政策源于对1970年前后的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天安门事件等社会动荡的警惕感。

该报主张:“要协调怀有各自不同创伤的各国政策,不会是件容易的事”,“政策协调应从理解其他国家为何如此执着于各自政策的原因开始”。

[术语说明]

创伤(trauma):创伤后应激障碍。指在经历战争、天灾、事故等足以威胁生命的精神、身体冲击之后,一旦出现与事故当时相似的情况便产生不安的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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