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全球竞争正如火如荼。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地争相下调企业所得税,自诩为"企业天堂",便是典型例证。
通过保障家业传承来激发经商意愿的遗产税废除也十分活跃。新西兰、香港、新加坡干脆取消了遗产税,美国今年一年也废除了遗产税。
如此,全球各国接连制定更有利于企业环境的法律和制度政策,唯独韩国例外。韩国至今仍深深扎根着束缚企业活动的法律和制度。
从《财富》杂志每年评选的全球500强企业数量来看,以去年为准,美国为140家、日本68家、法国40家、德国39家。富裕国家拥有众多全球性企业。中国也从1997年的3家大幅增至去年的37家。
与此不同,韩国从1997年的13家到去年的14家,几乎没有变化。韩国在全球性企业数量上原地踏步,与经商环境艰难不无关系。专家们一致认为,要让5000万人口过上富裕生活,大企业必须做得更大,也必须涌现更多。
◇海外竞争国展开企业所得税下调竞争=台湾第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12.5%。今年第一季度为13.7%,创下31年来最高值。今年预计经济增长率为8.24%,有望成为1990年以来最高水平。
台湾高速增长的背景是马英九政权的亲企业政策。代表性政策是为活跃企业投资和吸引外资而下调企业所得税率。台湾当局1月将企业所得税率从25%下调至20%,5月又进一步下调3个百分点至17%,并从今年起追溯适用。仅一年间,企业所得税率就降低了8个百分点。
相反,韩国今年原计划将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从22%下调至20%,但因引发"为富人减税"争议,将下调时间推迟两年至2012年,如今连这一点也出现了撤回的动向。在台湾通过大胆下调企业所得税拉升民间投资和增长率、一路疾驰之际,韩国却被"为富人减税"的民粹主义所阻,左右摇摆。
韩国的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若含地方税为24.2%,与中国的25%相近,但高于台湾、新加坡(17%)、香港(16.5%)等亚洲竞争国。新加坡从今年起将原为18%的企业所得税率下调至17%,香港则更早在2008年将企业所得税从17.5%下调至16.5%。
檀国大学经济学教授金相谦表示:"与其追随竞争国,更重要的是先行下调企业所得税,向市场发出明确信号。"
对家业继承的支持也远不及发达国家。韩国的遗产税率最高为50%,与法国(60%)、德国(50%)、日本(50%)等同属全球最高水平。
相反,遗产税最高税率曾与韩国相同的台湾,从2009年起将遗产税率大幅下调至10%,新西兰、香港、新加坡则干脆取消。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等则以属于所得税一种的资本利得税取代遗产税。
德国和日本等近来也大幅扩大了对家业继承的税制支持。德国去年将家业继承扣除率从35%大幅提高至85%~100%。日本在2008年新设了针对中小企业非上市股票的遗产税纳税缓期特例制度。
◇发达国家着力确保雇佣灵活性=在世界银行《2010年经商环境评价》中,韩国在雇佣与解雇领域的排名在183个受调查国家中位列第150位,处于垫底区间。国内企业因雇佣刚性而经营困难,发达国家却纷纷出台各种政策以确保就业市场的灵活性。
首先,韩国对合同制劳动者的使用期限限制为2年,而德国在新设立企业时最长可使用临时职工4年。英国可使用合同制劳动者最长4年,美国则根本没有期限限制。
在劳动者派遣方面,韩国采取仅规定允许派遣行业、禁止其他行业的正面清单方式。相反,日本1999年通过修订派遣法,改为除部分特殊职种外允许所有行业派遣的负面清单方式。日本还从2004年起在制造业也允许劳动者派遣。
为提升企业竞争力而提高解雇灵活性的举措也很活跃。德国从2005年起将新员工录用时的试用期从6个月延长至24个月,使雇佣与解雇更为容易。澳大利亚将100人以下企业排除在不当解雇法适用对象之外。
明知大学经营学教授李钟勋表示:"韩国对劳动者派遣的管制非常严格,在解雇方面法院也适用严苛标准","有必要像发达国家那样强化按能力进行的人事管理,并放开解雇的灵活性。"
"应减少政府与政界的过度介入"
■ 专家眼中的解法是……
交由企业自主判断,需尊重市场竞争结果
"最重要的是营造让企业能够尽情发挥的环境。"
专家们一致认为,打造适宜经商的国家,前提条件是减少政府和政界对企业的过度介入与管制。
专家们首先要求,政府应保障企业自主的经营环境,率先营造中小企业成长为中坚企业、中坚企业再成长为大企业的良性循环产业生态。自由企业院院长金正浩强调:"近来政府对企业的过度介入动向可能引发市场扭曲,因此应追求将市场角色最小化的'小政府'。"他接着表示:"应摒弃政府能包办一切的傲慢与偏见,尽可能尊重企业的自主判断和市场竞争结果。"
明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赵东根也诊断称:"在最尖端的数字时代,压制大企业、过度保护中小企业的政府式模拟时代官治,最终难免犯下致命错误",并批评说:"近来政府过于执着于'公正社会'和'共同成长'的名义而无视市场竞争逻辑,这是不正确的。"
赵教授尤其表示:"即将到来的未来是创意主导经济的软件时代,而非设备投资之类的硬件层面,因此应摒弃靠压制企业来促成投资的想法","政府应把政策重点放在营造让企业家发挥特有挑战精神、积极开拓新市场的氛围上。"
也有分析认为应改善国内经济的高成本结构。现代经济研究院常务柳炳奎表示:"要增加企业投资,更根本的是要改善以高工资、高房地产租赁费用、劳资矛盾为代表的高成本结构","政府也不应直接出面行政指导,而应致力于改善相关法律和制度以提升企业活力。"他尤其就化解韩国社会积年反企业情绪提出建议:"有必要从小学教育起就正确认可企业的作用与贡献,同时强化对优秀企业家的社会礼遇。"
也有忠告称需要努力保持政策一贯性。韩国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李炳基表示:"高喊'亲商'的现政府在今年6月地方选举后急转为'亲民生'政策方向,经济政策失去一贯性","这最终将进一步助长国民对大企业的反企业情绪,削弱企业家的创意性和活力,带来与通过提高生产率实现经济发展相背离的结果。"
还有观点指出政策机制应随产业变化而演进。首尔大学产业工学系教授李正东表示:"如今正如产业在变化,产业政策也需要重新演进","政府应以有时限的附条件介入或分阶段方式推进产业政策,并在政策实施后细致评估结果,以务实智慧决定政策的废止、维持或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