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26

[企业大 国家强] 反企业情绪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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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改变那种'饿肚子能忍,见不得别人好却忍不了'的观念。"

这是2004年时任驻韩美国商会名誉会长杰弗里·琼斯在青瓦台职员学习会"常春论坛"受邀演讲时强调的话。他说,'人人都应认为自己获得的报酬与所创造的价值相当,韩国若想成为富国,首先对赚钱的基本情绪必须改变'。

如今六年过去了,有什么变化?一旦有人发达,就先怀疑其中必有内情的情绪,至今没什么改变。尤其是最近最高权力层及其周边争相就"公正社会"发言,更加刺激了普通人"见不得别人好"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受害者是企业,其中尤以业绩出色、所谓"风光"的大企业为甚。

◇比实定法更可怕的国民舆论法=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见不得别人好的心理被放大为反企业情绪。特别是平民生活物价大幅上涨,而几家出口大企业却实现史上最高利润,于是不仅政界和高层官僚,国民情绪也走向最糟。

形势如此,企业十分紧张。为了不触犯凌驾于实定法之上的"国民情绪法",企业忙于观察舆论、谨言慎行,而非本业。在连部长都出面对盈利丰厚的企业斥责"令人心酸"的情况下,企业不得不俯首低头。财界一位相关人士表示,"这不是一般严重的问题",并称"希望社会能理解这是金融危机后经历痛苦结构调整才艰难取得的成果,但并不容易"。

见不得别人好的情绪并不只限于韩国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莱亚德曾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做过问卷调查:'你会选择年薪5万美元而别人只拿你一半的情形,还是年薪10万美元而别人拿你两倍的情形'。

多数受访者表示选择5万美元。这项调查印证了人们不愿看别人得好,以及宁愿享受相对优越感而非承受相对剥夺感的人类心理。专家们说,这种"幸福的相对概念"和"嫉妒心"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情绪。

问题在于韩国社会的程度过于严重。已成为全球企业的国内大企业竟被进步势力当作打倒对象加以排斥,其背后是盲目的平等主义和过度的嫉妒心。

◇应提高对企业作用的理解以消除反企业情绪=大多数国民都会有虚报收入、向子女传承财产时逃税、隐瞒房地产交易价格等大小违法行为。但正如"别人做是出轨,自己做是浪漫",道德水准一般的多数国民对富人和成功者却使用比对自己更严苛的尺度。一些市民、政治团体巧妙利用这种嫉恨,为自身隐秘利益煽动反企业情绪。

那么,超越健康批判的极端反企业最终会走向何处?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企业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若否定这一点,等于是要求成为把企业国家机关化的社会主义体制。近几年部分进步势力把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当作主敌展开攻势,与这种反企业的本质不无关系。

专家表示,要减少对企业的非理性反感,必须努力提高对企业作用的理解。有意见指出,应改变轻视企业通过生产活动创造国家财富、创造就业岗位这一作用的社会风气。

如果国民对企业和经济的认识提高,政界或市民团体想通过"打击企业"获利也难以奏效。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一位相关人士强调,"市场经济教育的核心是必须先形成对企业作用的正确理解","应该想一想,如果回到没有如今这些大企业的20世纪60年代会是什么样"。

事实上,三星集团和LG集团一年的销售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在国家的财务、税务、就业、投资各方面,企业的作用几乎是绝对的。以代表性出口产业造船业为例,包含人力、材料等在内的国产化率达95%。造船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也达5%。如果没有现代汽车、起亚汽车以及2000余家中小合作企业,100多万个直接和间接就业岗位就会消失。

一位要求匿名的心理学家表示,"过去在压缩增长期,独裁、财阀、暴发户、江南、腐败、秘密资金等词汇被以阴暗形象捆绑在一起,扎根在人们心中","如今是该收起对企业非理性目光的时候了"。

这位学者接着补充说,"应该弄清究竟是为谁而心里不舒服","韩国社会也已成为收入与幸福度不成正比的'伊斯特林悖论'起作用的社会,因此应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而不是通过与他人比较获得幸福,这样个人和社会才能共同发展"。

"企业也应做刮骨式的自净努力"

大企业腐败隔一阵就爆发

应以责任与伦理经营推动革新

会长和夫人如今依然是电视剧中不可缺少的常驻角色。惯于政经勾结的傲慢会长、被奢侈与虚荣迷了眼的夫人这类人物形象,数十年来一成不变。

去年末,龙仁松潭大学教授吴明焕发表了一份有趣的分析报告。主要内容是,电视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把财阀表现为傲慢自大的人物,助长了反企业情绪。分析认为,被歪曲的形象是反企业情绪的一个原因。

吴教授还提出了化解之策。乍看之下,或许以为他只主张纠正错误的电视剧。但他把实践朝鲜时代庆州崔富豪家"六条家训"列为克服方案之一。他提出,从'可以应考,但不做进士以上的官职'中学习禁止政经勾结,从'新媳妇三年穿棉布衣'中学习勤俭节约精神。这一主张包含了让企业家自我反省这一更根本的反企业情绪根治之策。

在韩国,大企业腐败是隔一阵就爆发的年度惯例。目前正在进行的对泰光集团、C&集团等的检察机关调查也与此不无关系。观看这类调查的多数国民,把韩国大企业在过去半世纪压缩增长过程中依靠政经勾结的特惠迅速成长的过去当作"现在进行时"来认知。财界一位相关人士指出,"这些情形提供了'企业=腐败集团'的把柄,制造出企业的坏形象","也该想想反企业情绪为何产生"。

此外还必须承认,对"有产者"使用高于平均的严苛尺度的国民情绪法,也确实是反企业环境之一。弘益大学教授金钟石指出,"舆论是对大企业适用高于守法的道德标准。无论对错,这就是韩国的企业环境"。金教授判断,适应这种环境的企业将生存,做不到的企业将被淘汰。

要消除反企业情绪,首先应率先清除过去的残余、提高道德性。国民对企业最失望之处,是安于过去惯例、只有外部冲击到来才改变认知与体制的落后性。在接受检察调查等司法处理后才勉为其难展开的自净努力或经营革新,对反企业情绪这一重症只能是"事后处方"。

社会责任经营也应主动进行。因为单纯被推着走的伦理经营,不仅难以成长,甚至难以生存。最近有一种经营理论受到关注,认为社会责任经营不应只是单纯的慈善活动,而应从经营和营销的战略层面加以实施,原因正在于此。

企业家精神减弱也是需要深刻反省之处。当然,也有不少大企业发展为全球企业、确立了世界屈指可数的地位。但相当多大企业和中坚企业只贪图轻松生意,缺乏开拓新市场的挑战精神,这是当下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以"利用新知识追求尚未被发现的利润机会"的企业家精神武装起来的企业家,是受尊敬的对象,不会成为反企业的靶子。釜庆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柳东云诊断说,"经济发展初期活跃的企业家精神如今大幅倒退","只有发挥企业家精神,才能创造增长、创新和就业岗位,反企业情绪自然也会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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