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政监查如火如荼的当下,汝矣岛国会议事堂常能见到大企业、金融公司的职员。本应在经营一线的人前来国会,是为了替被传唤为国政监查证人的本公司高管请托“手下留情”。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9月曾向国会发表声明,恳请节制将民间企业人士列为国政监查证人。但情况毫无改变。虽是每年重演的事,今年仍有众多企业人士因各种理由被列为证人。
经总一位相关人士诉苦称:“国会议员在国民面前斥责企业高管或许能成为明星,但企业最终承受的是超越个人的形象受损之伤。”“迎合人气造成的企业伤痛,谁能治愈?”
◇民粹主义,伤口尚未愈合=不久前令韩国社会沸沸扬扬的议题之一便是世宗市问题。特别是修改部门迁移计划、转而在世宗市引进三星集团、乐天集团、韩华集团、熊津集团等企业投资的修正案在国会被否决,使企业遭受重创。
源自政府部门迁移与招商引资构想的世宗市修正案被否决,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不仅未能达成考虑百年大计的共识,反而陷入政治利害得失与迎合人气之中,最终无辜企业成为最大受害者。然而,政府或政界对企业说“对不起”的反省却无处可寻。
财界一位相关人士表示:“从世宗市修正案的制定到被否决,企业支出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不少。”“有企业为等待世宗市修正案通过而推迟了投资,但没有人对这些损失负责。”
问题在于,这种随波逐流的民粹主义不但没有平息,反而极有可能进一步扩散。不久前,多位知名部门长官称“大企业积存数十万亿韩元资金却不投资,因此平民经济困难”,将平民经济困难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大企业,就是典型例子。这等于把大企业视为韩国社会的“公敌”。
在政府部门首长天天忙于“打压大企业”之时,日本、英国等海外媒体却在称赞作为克服金融危机主角的韩国大企业,形成截然相反的局面。海外媒体是傻瓜吗?绝非如此。他们真心高度评价韩国企业的努力。某外国媒体驻首尔特派员表示:“看到不去呵护本国培育出的杰出全球大企业,反而以‘大企业=罪人’加以斥责,我很惊讶。”“恐怕处于竞争关系的外国政府和企业看到这种情形会拍手称快。”
◇陷入3000家陷阱的韩国经济=随着亲平民政策受到强调而大量出台的福利预算,其中相当部分要由大企业承担,这也是问题。按照“21世纪士农工商”的排序,大企业被视为政府一旦下令就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对象。
这无异于给必须通过削减成本和提高效率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大企业腿上绑上沉重的沙袋。现代经济研究院常务柳炳奎指出:“迎合人气而生的福利政策,除了数万亿韩元的国民税金之外,还会伴随企业的额外成本负担。”
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共生也是民粹主义的一个侧面。韩国经济研究院研究委员金必宪指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共生,有人称之为不是共生而是‘杀生’。”“大企业与数万家中小企业共同共生在现实中不可能,最终只有与大企业有直接关系的部分被挑选出的中小企业能够存活。”
这种民粹主义正在损害大企业乃至韩国企业的生态系统。据政府统计,国内大企业数量从2003年的5000家减少到2006年的4000家,此后2007年减至3000家,在打出亲企业旗号的现政府时期也仍未摆脱3000家(2008年基准)的水平。这就是“商业友好”口号相形失色的2010年大韩民国产业界自画像。
企业的良性循环结构是中小企业成长为中坚企业,中坚企业再成长为大企业。但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愿意成为大企业?实际上,在我们周围很难看到中小企业力争成为中坚企业、中坚企业力争跃升为大企业的努力。看到成为民粹主义靶子的大企业,企业不但不愿把中小企业做大跻身大企业行列,反而安于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彼得潘综合症”愈发严重。
韩国经济研究院院长金永龙指出:“民粹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之一正是企业。”“看世界上任何国家,在民粹主义之下企业生态系统都无法顺畅运转。”延世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郑甲泳也强调:“共生的最终目标并非通过与大企业的零和博弈增加中小企业的利益。”“必须先营造中小企业能在市场上奔跑的自生能力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