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外汇银行低价出售嫌疑等被起诉的前财政经济部金融政策局局长边阳浩、前行长李康源,14日被韩国大法院判决无罪,历时5年的争议暂告一段落,但后遗症巨大。就个人而言,他们承受了不可挽回的精神和肉体痛苦,也失去了社会名誉。这是只剩伤痕的无罪。就社会而言,矛盾进一步加深,公职社会则蔓延着回避担责的“边阳浩综合症”。
外汇银行出售争议始于2006年初,政界和市民团体提出质疑,称将外汇银行以低于正常价格3443亿至8252亿韩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私募基金龙星。在“给外国投机资本以特惠”的主张之外,又加上部分国民对外国资本的负面情绪,继韩国监查院审计之后检方展开调查,事件演变为法律问题。由此,当时主导出售的前局长边阳浩以及外汇银行相关人士相继以低价出售嫌疑被起诉,冗长的法庭攻防持续至今。
当时也有意见认为,外汇银行出售属于职务上的政策选择与判断问题,不能问责,但这种意见被要求处罚的舆论所压倒。
韩国大法院判决指出,“受委托进行出售谈判的公务员若考虑经济状况和必要性等作出判断,即便结果上发生损失,也不能视为背信罪”,这说明政界和市民团体的质疑以及检方的调查有多么勉强。尤其是不以证据为依据、而是顺应国民情绪展开调查的检方,应把韩国大法院的无罪判决视为对“民粹主义调查”的警告。
包括300余天的羁押生活在内,边阳浩前局长等相关人士所受的伤痛难以轻易治愈,但重要的是汲取教训,避免此类社会伤痛再次发生。检方应借此机会摆脱便利主义调查等错误的调查惯例,弥漫“边阳浩综合症”的公职社会也应摆脱看人眼色、畏首畏尾的保身主义风气。
政界和市民团体等也应带头营造认可并支持公务员依职务信念推进的政策与判断的社会风气。提出质疑等问题后,即便出现无罪判决也不道歉、装作不知情,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对蒙受冤屈而痛苦的当事人,应给予一定的慰问和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