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学校鼓励学生组成小规模小组进行讨论式授课。不仅在教室内,教室旁的洗手间、教室外的运动场也会自主进行小组学习,讨论与协作对学生而言成为日常。 萨卡林迈恩综合学校六年级的生物课上,正在进行学生自己查找特定植物的照片和资料、制作演示材料的课程。学校将学生制作的材料用作考试出题资料。/宋周熙记者 各政党分工协作数十年的合作体制 政权更替教育政策框架依然维持
“这节课我们用小组学习的方式学数学。最重要的是带着觉得困难的同学一起前进。”
8月底,位于芬兰赫尔辛基东部郊区的萨卡林迈恩综合学校。六年级A班班主任苏维·泰拉瓦伊嫩老师让聚在一起上数学课的学生们集中注意力。面对苏维“维克多利,你想和谁换座位一起做小组学习?”的提问,该学生指向坐在另一组桌旁的亚历克西娅,就这样形成了4~5个小组。
即使是数学课,学得好的孩子和落后的孩子也要通过小组协作和讨论去寻找答案。这间小教室的课堂场景,正代表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第一”的芬兰教育之“力”。
小组组成之后,课堂完全依靠学生的自主性运转。各组学生会移动到教室课桌的一角、空教室,甚至洗手间,与同组同学一起解题。即使用四则运算两三分钟就能解出的题目,也要通过二十多分钟的讨论来形成解题过程。
“你只是把括号里的数字全部相加,但我认为这些数字相加之后还要乘以2。”发表自己的想法,也对其他同学的解法提出异议,批判性思维就这样自然地被培养起来。
苏维表示:“带动整个班级的责任在我这个教师身上,但学生们通过这样的小组学习自我激励,似乎更积极地投入课堂。”
数学课之后的生物课上,“自己做的学习”仍在继续。学生们自己在网上查找特定植物的照片,制作介绍该生物的PPT,这份PPT之后会成为生物科目的考试资料。该班学生伊里斯(11岁,女)说:“每周至少有一次我们自己制作资料的课”,“这样的课很有意思,所以更愉快地参与课堂。”
激发学生自主性、给予动力的课堂,不仅在苏维的教室,在这所学校整体乃至芬兰教育中都很容易看到。
即便课堂以孩子们的自主性为基础展开,为了不让课堂散漫、协调高效的讨论式课堂仍是教师的职责。教师的自我开发与研究在芬兰是重要的义务。
芬兰教师每年被要求在校内工作时间之外参加3天在职教师培训。国家层面也为教师专业性发展鼓励攻读博士课程。
萨卡林迈恩综合学校校长凯萨·阿兰内表示:“教师们自身的学习意愿很强,除义务培训外自发学习和研究的情况很多”,“相当多的教师晚上会去赫尔辛基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课程。”
在芬兰要成为正式教师,基本需要教育学硕士学位,而在教师培养课程(大学)的入学阶段也只选拔最优秀的年轻人。芬兰的教育学硕士课程需要修完240个学分,课程中的1个学分需要约25小时的学生授课,最少需要4~5年时间。
赫尔辛基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兼副院长莉娜·克罗克福斯解释,如此严格的教师培养过程,是因为芬兰教师培养体系把重点放在所谓“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师教育(research-based teaching)”上。她说:“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师教育并不是为了培养研究者,而是为了让学生教师在学术上完善自己的领域、观察自己的学生、分析他们的思维,从而获得相应的技术与知识”,“教师应自行将自己的研究内容应用于教学过程,并通过课堂开发属于自己的实用理论。”
芬兰教育研究院院长尤尼·瓦利耶尔维近期访问韩国时也表示:“芬兰成为世界性教育强国的原因正在于优秀的教师”,“在芬兰,教师是具备足以向家长、校长和同事证明自己决定正确的广博知识与能力的专家。”
因此,作为教育需求方的学生和家长对教师有很强的敬意,自然对公共教育的完全信任也很高。“高强度的教师选拔→教师的自发研究→对公共教育的信任”这一循环顺畅运转,造就了世界教育先进国芬兰。
有评价认为,这一系列良性循环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尽管政治权力更迭,数十年来仍有“政策的一贯性”。自1970年正式推进教育改革以来,即使理念不同的政权上台,也在大局上达成共识,维持既有教育政策的框架,继续推进改革。特别是社会民主党与中间党各自分工,社民党负责教育政策的基础工作,出身中间党的部长负责职业教育相关政策,维持紧密的合作体制。在政界的大局合作中主导芬兰教育改革二十多年的前国家教育厅长埃尔基·阿霍表示:“因为必须在合作与讨论中提出两党都能支持的政策,所以只有可实现的解决方案和政策才会被突出,这样的合作体制成为芬兰教育政策具有一贯性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