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危机之后,为渡过紧迫的危机局面,政府抽出了两把刀:针对财阀的财务结构改善协议,以及针对中坚企业的企业改善工作(workout)。在监管当局凌厉的结构调整压力和“脱离危机优先”的舆论推动下,企业只能一声不响地接受结构调整的匕首。即便在脱离危机之后,政府仍将财务协议当作对财阀进行结构调整的“祖传宝刀”来使用。
如此为当局充当“孝子”的财务结构改善协议如今被摆上了案板。围绕该协议,债权团与现代集团展开较量,法院中止了共同制裁的效力,由此引发的余震已成现实。市场上还有不少声音主张,不仅要对协议进行有限补充,更因其是“以10年前的标尺看当下”的过去遗物,应借此机会认真检讨其存废。
同时也有人指出,法院的判决是对在缺乏确切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打着结构调整大义名分、通过银行实施“类官治”做法的审判,因此有必要对直接影响市场的各项法令进行全面筛查。
据金融当局23日透露,法院近期接受了现代方面要求解除共同信贷制裁的临时处分申请,金融界将于下周召开债权团会议,决定是否提出异议申请等不服程序。当局打算一边观察审判进展一边判断是否完善制度,但方向似乎正倾向于:为适应已变化的市场环境,对制度动刀在所难免。
当然,当局对财务协议的实质与必要性仍抱有信心。一位当局人士表示:“财务协议是像锦湖那样事前防范风险因素的有效手段”,“法院的判断不也是认为制度本身有效吗?”
但市场的看法不同。围绕该制度的意见虽有多种,但要点在于:这是当局和金融机构为控制作为生产活动主体的企业,用过去的标尺挥舞的手段。
事实上,直到外汇危机之后,财阀之间仍通过相互支付保证彼此纠缠,一家关联公司倒下就会连锁破产。大宇就是如此。为防止这种风险而设立的,正是针对企业集团的财务协议。但经过结构调整,相互支付保证已成为旧时代的遗物。
在企业各自求生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保留协议这一制度?韩国技术教育大学教授崔斗烈表示:“如果以整个集团为单位签订协议,就会连带推高现金流没有问题的健康企业的融资利率。”正因如此,适应变化现实的各种补充方案被提上台面。
首先,较为消极层面的动刀方案聚焦于像现代这样财务结构不佳但现金充裕的企业,即把现金流动性没有问题的企业排除在签约对象之外。不过也有反对意见认为,协议的根本宗旨是事前阻断风险,仅因现金多就把企业从结构调整对象中剔除是否妥当。
一位商业银行高管强调:“正如全球金融危机后海运、航空等行业的协议引发问题那样,有必要借此机会制定综合考虑现金持有量和各行业特性等因素的新的结构调整标准。”
此外还有人表示,不应通过对银行法等进行微调来修补问题部分,而应像企业结构调整促进法那样,制定更为精细、公开化的法律形式。意即不应停留在自律协约这种模糊的“隐性监管”,而应透明公布签约标准等,强化双方责任。
也有不少人主张干脆废除财务协议制度本身。既然对信贷规模500亿韩元以上的单个企业已在进行内容相近的常态风险评估,是否还要通过针对集团的协议实施重复监管?意即这属于双重监管和过度干预。
一家财务协议对象企业的财务高管指出:“财务协议或workout一直作为为结构调整本身而设的制度运作,事实上强迫企业进行被动的结构调整”,“企业为未来而奔跑,而制度框架停留在过去,当局需要对这一现实进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