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沉寂一段时间后近来又高喊中国加息迫在眉睫的西方投资银行或专家,不禁让人想起“狼来了”的牧童。他们在中国今年第一季度出现11%以上高增长率后,整个上半年都主张加息说,进入下半年声音却渐渐低落。后来8月物价上涨,他们又重新提起上调基准利率的话题。
西方经济专家的逻辑是:中国为抑制通胀和经济过热而启动经济软着陆的退出策略,随之而来的步骤便是加息。在中央银行上调政策利率会带动市场利率上升与信用收缩,从而抑制消费、企业投资等产生经济连锁效应的情况下,这话有一定道理。此外,在银行业完全交由民间经营、除调整政策利率外没有确实手段调节货币膨胀的格局下,调整基准利率可以成为退出策略的信号弹。
但中国当局可以通过对左右金融市场的国有银行进行窗口指导,来管控月度与年度贷款总量,并可全面暂停银行贷款等,运用强有力的信用与货币政策。由于可以采取直接而确实的微观政策,即窗口贷款管控,因此并非必须动用调整基准利率这一宏观政策才能实施退出策略。也就是说,利率调整可以成为退出策略进程中的一环,但将其本身视为退出策略实施的标尺则有些勉强。
实际上,今年以来中国当局将银行贷款总量比去年减少约2万亿元人民币,并着手收紧房地产贷款,原本过热的经济已出现转向软着陆的迹象。曾接近40%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降至20%左右、几近减半,超过20%的工业生产也回落到10%出头。
这是通过所谓政府主导的“官治金融”调节经济过热、悄然启动退出策略的做法。中国的官治金融并不仅限于银行贷款。与中央银行独立决定政策利率的西方世界不同,中国由行政机关国务院掌握基准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主要宏观政策的决定权。即便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提及利率问题,也只能作为参考,决定权仍在政府。
经济学的通说认为,若不得不执着于提高增长率的行政机关同时握有利率决定权,就会因缺乏制衡的货币膨胀而遭受严重的增长后遗症。过去西方发达国家乃至韩国经济因错失基准利率上调时机而陷入严重衰退,便是证明。
专家们说,中国经济就像骑行中的自行车。这是比喻一旦停止高速增长,经济便会立刻坠落。中国式的官治金融与经济政策能成功到何时,颇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