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9-08

[周四清晨/9月9日] 道德资产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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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的事。面临总统选举却苦于无人可用的民主党,力推当时以名州长闻名的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作为总统候选人。从民调看也并非没有胜算。

然而他最终推辞。出身意大利移民家庭的科莫担心,一旦深挖,远亲中或许会暴露不光彩之事,于是自己推掉了作为政治人物迎来的最好机会。相反,一路顺风的费拉罗参议员出任副总统候选人后,丈夫因逃税、儿子因涉毒被拘,遭遇了败家丧身的屈辱。

部分高官的致命标尺

“8·8改组”产生的10名阁员人选中竟有3人主动请辞,国会人事听证会的结果表明,如今在韩国道德上有瑕疵也很难成为高级公职人员。道德或道德性一词不再只是装饰,而成为致命条件之一。当然,其中任意性较强、被政略滥用的问题也并非不存在。

但可以肯定的是,皮亚杰道德发展阶段论所说的第一水准,也就是虽有善恶概念却按权威力量或自身欲求含糊了事的敷衍主义,已经行不通了。

这反映出,继1990年代初高级公职人员财产登记制之后,2000年引入国会人事听证会,短期内国民对道德的标准大幅提高。虽有“贵族义务”一说,但越是先进国家,越要求国家领导层具备高道德水准。因为这是信任的基础。韩国也正走在这一方向上。

这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命令:今后有志于成为高级公职人员者,平时就不可懈怠于积累道德资产。在金钱当道的拜物万能风气之下,加之长期习惯于投机竞争、学历竞争的社会土壤中,道德性一词总给人某种悠闲而累赘的感觉。

高道德性受到重视,正可说是对这种风气的反作用。就像如今年轻人为就业积累资历那样,至少梦想高级公职的人,即便要承受一些损失和不便,也不得不努力积累道德资产。

然而,看到直到昨天还被寄望为栋梁之材的人士,因严格的道德标尺一夜崩塌,也让人怀疑这是否符合公平性。走上国会听证会、接受道德性与能力等严苛检验的对象,只是整个国家领导层中的极少数。审查并厉声呵责他们的国会议员,以及地方自治团体首长等享有强大权限与地位的领导层,数量极其庞大。

自然会有人质疑:他们的道德水准如何?相当一部分人经历了选举程序或突破激烈竞争而上位,因此推测应达到一定水准。

但即便是被称为民意殿堂的国会,至今仍难以摆脱护着自家人的“防弹国会”、凡事以政略视之甚至出现铁锤的“暴力国会”之类指责。宣称要为居民办事而获票当选后,却热衷于豪华办公大楼、展示性工程、吃喝玩乐式庆典,挥霍国民税金的部分地方首长的落后行径与无能,很难说其罪质比虚假迁移户籍或投机嫌疑更轻。

领导层整体的公平性很重要

要成为先进国家,经济增长这一物质层面固然重要,但同样必须积累道德性这一精神资产。为此,道德、道德性之类词汇不能只在改组听证会时短暂闪光随即被遗忘。必须不断扩充意识改革与制度装置,使道德这一社会资产能够在包括整个国家领导层在内的全社会积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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