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医疗技术不断进步,癌症、循环系统、神经系统、代谢性疾病等众多疾病仍是难以治愈的课题。疾病由复杂的生物学机制引发,因此要开发诊断与治疗技术,除高水平的科学知识与研究之外,针对特定疾病的目标意识与洞察力尤为重要。
韩国的医疗技术已达到世界最高水准。韩国的临床医学技术水平堪称世界一流,笔者所在的核医学科、影像医学科等具备世界第四、五位的竞争力。
应以学科间融通谋求发展
韩国的科学水平近来也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世界前十指日可待。这是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惊人进步。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已成为常事。这一切无疑得益于优秀人才的培养、韩国人特有的工作热情与才能以及政府支持的加强。
如今,正是以这样的临床医学与基础科学发展为基础、开发新的医疗原创技术的时期。在现代科学中,完全不同领域的学者通过融合研究正实现革命性的进步。举一个例子。最近出版的詹姆斯·沃森第三部自传中,描写了揭示DNA双螺旋结构的漫长过程,其中经常出现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长期相互讨论和实验的场面。
最终,成为生物学发展革命性契机的DNA双螺旋结构的阐明,是物理、化学、生物学融合研究的成果。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东部与西部之间、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共同研究十分活跃。像这样,科学的发展有许多是通过不同领域学者间的共同研究实现的。
最近,政府着手推动在一线医院医疗现场每天面对患者的医生(MD)与理工科博士(PhD)开展合作研究,研究攻克医疗现场所需的生物医学难题的技术,并开发用于创造新药、保健及医疗领域新产业的融合原创核心技术。教育科学技术部为医学—尖端科学融合原创技术开发,在2009年支持30亿韩元之后,今年支持约60亿韩元。
医生比任何人都更切身地了解自身专业领域的难题与困难,对基础科学知识的临床意义具有出色的洞察力。相比之下,理工科博士在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能力与创意方面十分卓越。在韩国已培养出世界顶级水平的医生与博士的当下土壤上,政府意图让他们的能力发生核聚变反应以产生协同效应,这是应时之举,理应获得掌声。
也就是说,让临床医生与科学家把握医疗现场难题的本质、提出创意,通过最优的研究方法取得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并将其连接为新的医疗原创技术。在美国,很早以前哈佛—MIT、UCLA—加州理工等同一地区医学院与理工学院的联合项目就已十分活跃。斯坦福大学在医学院与工学院、自然科学院的中间地带设立了Bio-X项目研究所,积极支持生物医学(Bio)与其他领域(X)的融合研究。
望在“医学与科学融合”中寻得解法
基因中刻印着水稻耕作农民特性的韩国人,诚实勤奋,非常习惯于共同工作。与凭利害关系行动的西方人相比,韩国人只要彼此心意相合,就比较容易一拍即合。加之医学与科学的边界日趋模糊,过去如铜墙铁壁般高耸的专业壁垒也在瓦解。笔者作为医生的研究人生中,最喜悦、最心动的时刻,就是遇到实力与人品出众的科学家并商讨相互合作研究之时。当遇到能弥补我不足、我也能给予帮助的合作者时,总会对未来充满希望。
如今,医生与科学家应加快寻找彼此契合伙伴的工作。政府应进一步增加医学—尖端科学融合原创技术开发事业的预算,设立从小规模到大规模融合研究都能支持的多样化项目。因为我们在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生物医学竞争中取胜之道,在于优质医生与科学家高效融合研究带来的新知识创造与新技术开发。期待今后众多医生与科学家敞开心扉、以真正的合作开发新的医疗技术,为罹患难治性疾病的患者照进希望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