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国驻利比亚外交官被驱逐一事,引发各方对两国关系恶化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的担忧。此外,围绕是否参与联合国针对伊朗核开发的决议经济制裁,有关国家利益的争论也在升温。
然而问题之所以不易解决,是因为这些事件都与美国相关,从而引发误解。首先在利比亚问题上,我国外交官的活动被怀疑超出了通常的企业活动支援与情报收集范围,涉及国家安全,甚至是为美国搜集情报。
与美更近,与中俄渐远
另外在伊朗问题上,伊朗系银行首尔分行的关闭被视为美国主导的对伊朗金融制裁措施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我国政府的外交行为与决定给人的印象并非独立自主,而是受到美国influence之外的影响,因此阿拉伯国家的反弹更为强烈。事实上,进入李明博政府时期后,韩美关系似乎比任何时期都更为紧密。据美国一家媒体报道,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就任以来提及韩国的次数远多于欧洲或日本,表现出相当亲近的姿态。
他对韩国的关心与好感也体现在行动上,包括支持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在首尔举办等,在外交上给予了许多帮助。特别是天安舰事件后美国表现出的全面支持与援助,足以再次确认美国作为血盟的存在。
有必要思考,像目前这样高度依赖美国的外交政策,从实利角度看是否只有积极的一面。首先,在天安舰相关联合国主席声明通过过程中,中国和俄罗斯表现出的模糊态度,以及中国对西海韩美联合演习的敏感反应,都表明与美国关系越紧密,与朝鲜半岛周边其他势力的关系就可能越疏远。
金大中政权的“阳光政策”以及卢武铉政权初期的“东北亚构想”等,可视为摆脱解放后一边倒依靠美国的外交格局、追求某种自主路线的尝试。也正因如此,与长期友邦美国的关系一度疏远,并引发了让被逼至悬崖边的金正日政权得以复苏的争议,但从实利层面看,确实也有起到帮助的部分。
在那一时期,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国,与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经济交流也更为活跃。此外,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尽管后来围绕恢复美国牛肉通关经历了巨大风波,但事实上这是一场成功的谈判,使我国商品几乎可以无限进入美国市场。
如果当时韩国社会与政权内部没有广泛存在的反美气氛,那样有利的谈判结果是否可能达成,令人怀疑。如今政权更替、这种气氛大为平息之后,要求韩美FTA重新谈判的声音反而高涨,或许正是对上述疑问的反证。
应兼顾名义、实利与国际形势
外交关系以互惠为原则,因此有所得就必然要付出相应代价。当然,在当下南北关系紧张加剧的情况下,紧密的对美关系显然十分宝贵。但即便如此,单方面过度偏向一方的外交关系也不可能永远都好。过于不足是问题,过于过度同样不可取,因此需要适当考量名义、实利以及国际形势力学关系的均衡外交政策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