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超越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求其承担与体量相称的国际社会责任的声音日渐高涨。专家们表示,全球金融危机后与美国并称主要两国(G2)、在世界安全、气候变化、世界经济复苏等主要全球议题上不断提升话语权的中国,以第二季度为准名副其实地超过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后,应展现出与经济大国相称的变化与行动。
但也有分析认为,中国在贫富及城乡收入差距、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的局限等方面,为实现持续经济增长仍有大量内部问题待解,能否具备与美国争夺经济主导权的第二大经济体名副其实的地位尚属未知。尤其有警告提出,以30年的出口主导型经济结构,中国稍有不慎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
◇G2 vs 100年=中国从人民币汇率问题等对外经济政策到外交均带有双重性格。正如天安舰事件所显现,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外交事务上倾向于露骨地追求国家利益而非追求真相。在气候变化、中东安全等全球议题上,则以G2身份毫不迟疑地向美国表明主张。为支撑高速增长,中国以庞大外汇储备为基础,在非洲、澳大利亚、南美等地投资原油、天然气并收购相关企业,在国际社会引发“中国威胁论”。
但对于人民币汇率自由化等成为美国及西方国家目标的问题,中国则以仍是发展中国家为由加以推脱。事实上,温家宝总理等中国最高领导层在正式场合从未称本国为G2,反而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成为发达国家还很远。
这被解读为一种战略:既在国际社会应承担责任的部分以仍是发展中国家为由抽身的名分,同时在近期伊朗核制裁等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事项上坚定发声。专家分析称,这是以谦逊包装的野心。
实际上,温总理在今年3月中国最大年度政治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记者会上,在全世界注视下表示,中国要摆脱发展中国家还需再有100年。
有观点指出,中国的这种态度显示出彻底谋取实利的双重性。
◇贫富差距、增长模式转型等内部问题解决为优先课题(?)=也有解读认为,中国未能承担与体量相称的责任,是因为从中国政府立场看,解决过去30年高速压缩增长带来的内部矛盾更为优先。部分学者判断,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反弹,为克服全球金融危机提供了帮助。
创造“中美国”一词的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最近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说明:“虽有指出中国因控制人民币而在国际上受到批评、未尽到与第二大经济体相称的责任,但全球金融危机后其积极的景气刺激政策阻止了世界经济的下坠。”
全球经济放缓导致出口需求减少、工资上涨、以投资为主的开发模式等结构性问题使持续增长存在局限,这也是束缚中国政府的因素。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过去30余年以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成长为全球经济大国,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口需求减少,使其处于岔路口
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教授帕特里克·乔万内克诊断称:“在中国之前,直至1980年代初期追求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的日本,在1990年代初前后泡沫崩溃而迷失方向”,“中国正处于必须把当前经济体质转向内需为中心的岔路口”。
中国近来积极推进转向以内需为中心的经济增长,但过去10年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反而急剧下降。随着出口与投资为中心的经济模式延续,2000年占GDP 45%的消费比重到2010年降至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