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脉的核心是官僚。以行政高等考试届次形成的序列关系,再交织学缘、地缘等因素,比任何人脉都牢固。特别是过去没有人事交流的人事体系,用“我曾在某某手下边干边学”这样一句话,形成了公开的派系。
经济官僚的人脉对新政府而言是“鸡肋”。政权交接后,可能成为推进新政策的障碍,而消极不作为的姿态也难以被宽容看待。
李明博总统在执政初期也对经济官僚持否定态度。“我让财政部精简组织,结果他们成立工作小组把剩余人力集中起来。所以才会被叫作‘财阀式官僚(Mofia)’”——这番话正是对经济官僚人脉的正面批评。
然而,李总统的否定看法在经历金融危机后发生了180度转变。去年11月韩国金融委员会事务处长权赫世晋升副委员长,预示了李总统如此厌恶的Mofia的复活。民间出身者掌控金融委员会的尝试,不到一年便以实验告终。
8·8改组把主要经济部门换成了官僚出身者。仅剩的政界部长、前知识经济部长官崔炅焕也回到了党内。当然,崔长官也是经济官僚(行政高考24届)出身。
为什么政权一边对经济官僚人脉心存芥蒂,一边又无法弃用?除了经济官僚擅长危机管理这一技术性因素外,人脉本身的广度也是原因。如蛛网般交织的人脉,以及在上令下从中锤炼出的团队协作,使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快把握并落实政治利害关系。
但也不能只把经济官僚人脉斥为Mofia、某某派系。他们确实具备实力。从科员时期起锤炼的策划力与判断力,以及不惜身的突破力,被视为胜过韩国任何人脉的实力派人脉。
现任经济官僚的人脉大体按在李明博政权创立中的“持股”来划分。在拥有政权创立“持股”的经济官僚人脉核心,是国家竞争力强化委员长兼经济特别助理姜万洙。姜委员长参与素望教会小型聚会“素望教会金融人传教会”活动,与总统保持了20多年的交情。他从MB政府首任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任上退下后立即以经济特别助理回归,足见李总统对他的信任之深。
姜委员长1970年以行政高考8届步入公职,是正统经济官僚,历任财务部保险局长、理财局长、韩国关税厅长、通商产业部次官、财政经济院次官等,以税制专家闻名。他构建了MB政府减税政策的逻辑。作为正统官僚展现出的领袖气质,使他获得后辈们的全力支持与信任。
他与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尹增铉是首尔大学法学院同届,与韩国金融监督院长金钟昶是行政高考同届。经济首席秘书崔重卿、Nheri代表金锡东等是他所器重的后辈。目前财政部内的各室局长,大多是姜委员长任长官时期身居要职的人。次官任钟龙、次官柳成杰、次官补姜镐仁、财政业务管理官具本振、国际业务管理官申济润等,以及多位局长级人士均在其列。
从青瓦台政策室长任上参加补缺选举并当选的议员尹镇植,同为经济官僚出身,却与姜委员长形成另一条人脉。他从财务部起步,历任次官,又出任产业资源部长官,外界评价其在现财政部内的人脉稍弱。但他与李总统是大学(高丽大经营学)前后辈关系,又曾任总统室政策室长兼经济首席秘书,位居经济官僚人脉的顶点。不惜身的工作风格、近乎冷峻的原则坚守、不事张扬而默默办事的能力等,受到前后辈的尊敬。次官任钟龙、知识经济部长官内定者李载勋、中小企业厅长金东善等都追随尹议员。不过,尽管在官场上不显山露水,外界认为大多数经济官僚都与尹议员有所关联。
被遗忘人脉的华丽回归者,是G20首脑会议筹备委员长司空壹。从1983年至1987年五年间任经济首席秘书,在第五共和国末期和第六共和国初期任财务部长官的履历可见,司空委员长的人脉广度超乎想象。当然,与现任经济官僚年代相差甚大,略有距离感,但以G20之后的成果为基础,他将形成的人脉也不可忽视。
甚至有说法称,以G20企划团长李昌镛为中心的现G20成员的晋升,将成为司空委员长新的经济官僚人脉核心。司空委员长的全球人脉无人能够小看。他与奥巴马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彼得森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曾任IMF副总裁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安妮·克鲁格、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等保持着长期交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