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国务总理郑云灿表达辞意时表示“在后任总理确定之前,将履行最低限度的职责”,当时媒体、政界和官僚都把这话当作“例行公事”。
然而,原以为会黯然退场的郑总理却履行了超出最低限度的职责,燃烧着最后的火花。就像睡美人从魔法中醒来一样。
3日的国务会议是一个能窥见郑总理就任前所展现的有主见学者风范的场合。对于郑总理所说“对连休息日都放弃、加班工作的公务员表示敬意,但忙碌的头脑里出不来好主意”,果川的一位公务员坦言“精准地刺中了我国政府的根本局限”。对国际金融与国内金融部门相互分离的问题提出质疑,是所有经济官僚都有同感却无人提及的禁忌性批评。至于需要常任科学技术首席秘书及相关部门的说法,则是对李明博政府组建当时只埋头于“小政府”议题、结果放弃了国家饭碗一事的尖锐批评。
那么,这一切问题是郑总理在任期间并不知道、到了要离开时才突然醒悟的吗?曾担任首尔大学校长、出身经济学者的他若不知道这些问题,就是缺乏经济学者的素质;若明知而闭口不言,那这段时间不就是“曲学阿世”吗?
最大的责任首先在郑总理自己。拥有如此健全问题意识的他沦为“世宗市特任总理”,并非任何人的强迫,而是自己的选择。郑总理本人说“自认为阻止了现政府过度保守化”,但至少在记者看来,丝毫看不到他为摆脱特任总理的局限而挣扎的痕迹。虽然走上政治家之路是郑总理自己的选择,但他一次也没有展现出提出自己的议题、冲破内部反对与在野党阻挠、贯彻自身色彩的意志和韧劲。
对郑总理最后倾吐的直言,令人感到为时已晚。他的辞职也并不令人惋惜。但令人遗憾的是,对现政府体制和金融治理的本质性质疑,恐怕会随着他的离任而被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