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使用化石燃料的过程中实现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全球变暖,使北极冰川减少20%等地球环境损害显性化。这种损害已超越单纯的环境层面,引发了水、粮食、领土不足等社会政治问题。最终,国际社会正试图转向以绿色能源替代既有化石能源的所谓低碳社会。
2008年12月,欧盟(EU)通过了以减排二氧化碳20%及新再生能源供应20%为核心内容的能源与气候变化一揽子法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也在就职仪式上宣布大幅削减碳排放,相关法案目前已在众议院通过。
需要政府的长期支持信号
在金融危机之中,发达国家投入大量成本开发绿色能源以减少碳排放,其表面理由是保护地球,而内里则融入了抢占绿色技术、实现绿色增长,从而在未来的低碳社会中掌握主导权的“绿色竞赛”(green racing)意志。此外,在去年12月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变化公约缔约方大会上,全球123个国家领导人就大幅减排(deep cut)和每年筹集100亿美元基金达成一致,向低碳社会的转型正逐步显现。
我国也在推进多项政策,以在转向低碳社会的同时抓住绿色增长的机遇。2008年8月,李明博总统在建国60周年纪念讲话中提出低碳绿色增长作为未来60年的国家愿景,提出通过以绿色技术和清洁能源创造新增长动力与就业岗位的新国家发展范式,实现减少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的可持续绿色增长。
欧盟的绿色产业截至2007年规模达227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创造了340万个就业岗位,并占据全球新再生能源发电市场40%以上的份额。为此,笔者就我国实现绿色增长可见成果提出三项战略建议。
第一,需要政府的长期支持信号。以过去美国风电产业为例,作为风电政府支持政策的税收减免分别在2000年、2002年、2004年到期,新增设备投资分别同比减少93%、73%、77%。由此可见,对不具经济性的绿色技术推广而言,政府的长期支持信号是引导民间投资的必要条件。
第二,应在海外寻找作为绿色增长初始条件的增长基础市场。绿色产业往往在经济性不足或技术完善度较低的不完全市场中成长,因此初期必须有能够完整补充并支撑其成长的基础市场。以德国新再生能源产业为例,其经历了政府支持→内需市场(增长基础市场)扩大→确保业绩与竞争力→出口的良性循环,即把本国内需市场用作增长基础市场。
但与德国等绿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监管强度尚弱,且没有可提供增长基础的内需市场,这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因此,必须根据绿色能源的种类,到美国、中国等海外寻找合适的增长基础市场。
应集中于以海外市场为基础确保业绩
第三,应集中于确保绿色技术业绩。可以说,绿色技术的成败取决于业绩。购买绿色技术的人即使价格略高,也希望购买性能可靠的技术,因为绿色技术投资者在一次投资后期待长期稳定的回收。为此,我国应将民间及公共投资等资源集中于确保绿色技术业绩。
须记住,绿色增长不是能持续多久的问题,而是21世纪刚刚开始的“全球大趋势(Global Megatr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