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浩烈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表示:“将更具体地制定(卡特尔)罚款减免事由中评估企业缴纳能力的标准,计划在下半年修订罚款公告。”郑委员长强调:“考虑到罚款征收的目的,不得不斟酌经济危机或经营困难。”他解释说:“罚款的最终目的在于抑制限制竞争行为、促进竞争”,“但如果罚款过重导致经营者被逐出市场或生存基础被削弱,反而有竞争减少的风险。”
他还就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不公平交易惯例解释说:“上任以来我倾注心血的领域,正是营造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共生合作的文化。”他强调:“为了让企业能够建立彼此双赢的自主合作模式,公正交易委员会提供激励,并与企业最高经营者(CEO)和高管会面进行叮嘱。”
本月底,郑委员长上任将满一年。上月30日,记者在首尔盘浦洞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办公室与郑委员长会面,听取了他上任以来的成果与今后的课题。
——最近丧葬互助业问题不少。分期交易法已修订,将于今年9月起实施,不知会有什么效果。
▦分期交易法修正案预定自9月起实施,但已经开始对市场产生影响。根据修正案,将新增最低资本金和预收款保全制(缴纳金额的50%以上单独存管)等监管。为满足法定条件,目前丧葬互助行业正在进行并购。小微企业也有并入大企业分店的情况。正是因为制定了基本规则,市场才得以运作。法律实施后行政需求预计增加,我们已向行政安全部申请增加人员。
——我国被视为成功克服经济危机的范例,但实际上也存在大企业挤压下游承包企业以增加利润的一面。公正交易委员会致力于推广大企业与合作企业间的共生文化固然可取,但数十年积累的结构能否自主改善令人怀疑。
▦大企业与合作企业关系的核心议题是供货单价。成品价格下降时,本应由成品企业与一、二级合作企业分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特别是当合作企业只有一个交易对象时,大企业方面可以轻易将成品市场价格下跌转嫁给合作企业。因此公正交易委员会在转承包法中引入了“供货单价调整制”。合作企业以原材料价格上涨等理由要求调整供货单价时,大企业必须回应协商。当然,目前作为弱者的合作企业采取法律行动仍很困难。但实施仅两年,预计再过两三年将成为一般规范。此外,为消除口头订货惯例,还在全球率先引入了合同推定制度。
——在相关员工的人事考核取决于把供货单价压得多低的情况下,制度能否具有实效令人怀疑。若把共生合作纳入员工考核,是否会有效果?
▦这是重要的指摘。大企业掌门人之间不可串通的意识很强,但主管高管为提升营业业绩不得不参与串通,这是现实。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关系涉及柔性规范,即软法(soft law)。我认为需要一种业界“老大哥”不把生意一网打尽、而是给小微经营者机会的经营文化。
公正交易委员会举办了很多共生合作协约仪式之类的活动。有人批评说是不是流于形式,但这与文化有关,通过这类活动,企业人士的观念会得到改善。弘扬柔性规范正是公正交易委员会追求的地方。
——保护经济弱者与民粹主义的界线含糊。代表性的是企业型超市(SSM)问题,公正交易委员会的立场是什么?
▦批发零售、电视购物、互联网等流通渠道相互竞争,是公正交易委员会期望的理想形态。如果SSM在特定地区的设立受限制,那显然存在限制竞争的因素。此外还要从通商问题角度考虑。外资大型超市对SSM兴趣浓厚,我们关闭自己的市场却要求别人开放国外市场是有问题的。初期公正交易委员会也对SSM监管提出反对意见,但目前立场是遵从政府整体层面协调后的意见。
——对必须顾及选票的政治人物而言,恐怕不得不制定限制竞争的法律。
▦1999年以前法定卡特尔很多,是以法律认可卡特尔的制度。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建议下,通过卡特尔一揽子清理法把卡特尔全部清理了。但随着时间推移,限制竞争的法令又一个个出现。法律一旦制定、受该法保护的利益集团一旦形成,要解散几乎不可能。
IMF外汇危机虽给韩国经济带来巨大考验,但各种监管被废除、结构调整发生,就市场经济而言是再次腾飞的机会。在全球经济危机中韩国经济仍能稳健的原因之一,就是十多年前为市场开放经济进行的制度改革。如果我们在当下抑制反竞争、民粹主义制度,十年后享受其益处时,不就会重新评价现在的政策吗?
——具体来说哪些领域应解除进入壁垒?
▦非处方药(OTC)是代表性例子。维生素•阿司匹林•消化剂等非处方药只在药店销售,部分化妆品也只在药店经营。若交给一般流通渠道,就像马格利酒如今走红一样,非处方药也会取得飞跃发展。但这类利害关系尖锐对立的事项,主管部门难以推动。归根结底,只有国民意识作为支撑,政府才能推进。
——必和必拓与力拓的企业结合审查进展如何?
▦这两家全球第二、第三大铁矿石企业的结合,不仅对韩国,对日本和中国影响也最大。因此三国协作很重要。本月中旬将举行有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出席的韩日竞争政策年度磋商,届时将进行密切协商。目前负责企业结合的局长级实务人员也在密切接触,与中国的协作同样在进行。
——由于两家公司以合资企业形式合并,判断恐怕更不容易。
▦方法有多种。既可以不允许企业结合本身,也可以允许结合但附加行为性监管手段。
——国内企业在海外被征收了很多串通罚款。
▦在国内缴纳的罚款进入国库。2005年以后国内企业在海外缴纳的串通罚款就达数万亿韩元。在美国,串通被视为重罪(felony)。但我国仍存在经营者团体之间聚会等紧密的文化传统,观念跟不上已变化的经济环境。就任委员长后,就海外串通问题,我一直与电子•造船•保险等主要产业的CEO会面并加以叮嘱。
——包括最近的航空公司串通案在内,公正交易委员会一直主导国际串通案件的处理。海外的评价如何?
▦公正交易委员会在竞争主管机构中被公认为亚洲压倒性第一。对微软•高通•英特尔等国际企业的不公平行为,我们在全球最早作出裁决并进行处罚。前不久举行的航空公司货运串通案审理中,外国航空公司的主管高管也不得不出席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审判庭。特别是公正交易委员会不仅负责反竞争政策,同时也负责消费者政策。由单一机构同时承担两项职能的情况并不多。因此,只要妥善协调竞争政策与消费者政策的接点,我认为可以打造韩国模式并成为世界标准。
——每次征收罚款都会引发处罚过轻的争议。特别是以经济危机•经营困难为由减免罚款,也招致强烈批评。
▦总体上我国的罚款征收水平并不低。由于我国企业在美国或欧洲实现的营业收入规模远大于国内,罚款绝对金额也大。征收罚款的最终目的终究是处罚串通以促进竞争,若罚款过重导致经营者被逐出市场,反而可能削弱竞争。因此不能不考虑罚款缴纳能力。但我们判断有必要使标准更具体,正在推进相关制度改善。正在研究以本期净亏损•流动比率•资本减损等经营指标为基准设定客观减免标准的方案。计划在下半年修订罚款公告。
——公正交易委员会已预告将公开30种商品的国内外价差。特别是奢侈品等高价商品,国内售价偏高的情况很多。有没有改善进口商品流通环节的办法?
▦由于排他性进口许可,进口商品在国内价格更高的情况很多。目前是比较国际价格后向消费者公布,仅仅让消费者知晓也有效果。这次先从30种起步,今后可以进一步增加。限制平行进口的部分也是问题。政策上能努力的部分我们会努力。
——正在调查大企业对关联公司的不当支援。但事实上仅凭向关联公司集中派单,也难以以不当支援加以制裁。另一方面,我认为需要对大企业经济力量集中进行适当制衡。
▦出资总额限制制度等对大企业集团的事前监管放宽之后,要求加强不当支援等事后监督的呼声很多。公正交易委员会在3至4月以及6月分两次对大企业集团关联公司实施了实态调查。但现行《不当支援行为审查指针》对集中派单的违法性标准不明确,难以判断是否违法,企业的可预测性也较低。在市场自主监督更为重要的政策基调下,我们计划进一步具体化不当性标准,为企业自主守法打下基础。
——友利银行民营化将全面启动。若由现有银行收购,可能产生垄断与寡头垄断问题,公正交易委员会对此的立场是什么?
▦按现行法律,银行合并是否许可由韩国金融委员会与公正交易委员会协商决定。我们计划围绕与合并相关的可能情形,事先对限制竞争性问题进行预备审查,以便出售程序能够迅速推进。
■简历
▦1954年生于庆北永川 ▦1974年毕业于京福高中 ▦1978年首尔大学法学系学士 ▦1991年首尔大学法学博士 ▦1999~2009年成均馆大学法学院教授 ▦2007~2009年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竞争政策咨询委员长 ▦2008~2009年竞争法学会会长 ▦主要著作《经济法》《治理结构改革的后续课题》《公平交易裁决案例国际比较》
“制定规则、对犯规吹哨……公正交易委员会是足球裁判”
政府管理干预市场的观念、民粹主义、柔性规范缺失……被列为须克服的课题
郑浩烈委员长出任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首长后,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形象从“经济检察”柔化为“市场经济守护者”。
这是郑委员长关于公平交易主管机构的哲学反映到公正交易委员会色彩上的结果。他说:“公正交易委员会就像世界杯裁判。”即在赛场(市场)上制定规则,让选手(企业•消费者等经济主体)能够自由公平地比赛,选手犯规时果断吹哨,这正是全球化时代公正交易委员会应扮演的角色。
郑委员长列举了履行公平交易主管机构这一角色时面临的三大挑战。首先是政府部门对市场经济认识的转变。他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还是由政治人物和官僚主导的管理型经济,但1980年代金融市场开放、1990年代经历外汇危机后,市场终于开始按照全球标准运作。”他批评道:“然而经济部门等至今仍残留着总想管理和干预市场的观念。”
第二是民粹主义。他说:“政策会朝着选票走”,“代议制民主与民粹主义注定只能并行”。郑委员长指出,以保护小微经营者•平民为名限制市场经济的监管正在大量出现。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妥善管理民粹主义是最大的挑战。
第三是柔性规范的缺失。他指出:“我国市场经济经验较短,法律•施行令等成文法令整理得很好,但成文法无法解决的柔性规范仍严重不足。”他说:“若以他律方式制裁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共生合作,就会成为新形式的干预”,“最理想的是在公正交易委员会的支持下,由企业自主打造合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