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7-04

[松现专栏/7月5日] 救活韩国劳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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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在纪念韩国劳资关系学会成立20周年的学术大会特别分会上,中坚学者与资深学者对陷入垂死状态的韩国劳动研究院表达了忧虑。众所周知,由废除集体协约引发的韩国劳动研究院事态暴露了我国劳资关系现实的底层,最终走入死胡同。对此的担忧并非新鲜事,但这是在学会20周年场合上、对我国劳动社会发展怀有特别深情之人的赤诚忧虑,不可等闲视之。

坦率地说,在事态已然走到尽头的时点谈论这一问题究竟有何用,我并非没有疑虑。实际上向几位相关当局人士询问,他们也只是含糊其辞,得不到认真回应,因此更是如此。然而,时有耳闻的“搞垮”韩国劳动研究院之举,无论在学术层面、政策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并不明智,因此请相关当局慎重考虑。首先希望“搞垮”一说并非事实。

韩国劳动研究院不仅是我国历史与社会发展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今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机构,因此应确立“救活”的方向并为此合力。有人说即便劳动研究院无法发挥应有职能,劳动政策也不会受任何影响,但这并非事实。有人说把必要业务委托给个人或其他研究机构即可,实际上也正在这样做,但据闻政策实务人员的苦衷难以言表。对相关研究者或研究机构虽有不敬,但从这段时间“代办”成果来看,质量下降,恐怕并非只有笔者一人这样判断。

决定韩国劳动研究院命运的钥匙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首先政府当局应摆脱“搞垮”的轻率思路,确立积极“救活”的方向。虽不十分自然,但综合各种情形来看,笔者认为需由总统来解开这个结。

作为当事方的韩国劳动研究院成员,也需以此次事态为契机重新端正作为研究者的基本姿态。是否客观中立,是否偏重主张而轻视事实,在劳资关系上是否堪称模范等,应自我检视,并同时以“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视角,把这当作反省自身作为国策研究院研究者职责的机会。

劳资双方的配合也很必要。应抛弃从片面利弊角度对研究成果或研究院作出“喜欢、不喜欢”的单细胞式思维,承认并尊重独立于自身的研究者与研究院,从而参与真正的“救活”。此外,对专业性缺乏自信的个人或团体摆脱一味以意识形态裁量研究院与研究者的惯性、予以放手,也将有助于救活韩国劳动研究院。

在这一格局下,需要政府为救活韩国劳动研究院尽快采取可见的措施。首要的是,为平息社会上关于把韩国劳动研究院职能分散、移交他处的“搞垮”传闻,应尽快选出长期空缺的院长,以便着手“切实救活”。同时应立即分配被冻结的预算,把韩国劳动研究院从垂死状态中解救出来。这绝非难事。鉴于事情极为紧迫,即便最大限度缩短程序,笔者也相信会得到社会认同。

抛开立场分歧,不可否认韩国劳动研究院是我们社会的宝贵资产。正因如此,那些对通过我国劳动社会发展实现社会整体健康进步怀有特别深情的人们,都渴望“救活”韩国劳动研究院。笔者理解,这并非指恢复原样,而是意味着“切实救活”。若不救活韩国劳动研究院,我们将连宝贵的人力资产一并失去。这不仅是政权层面的损失,更将被记录为我们社会与历史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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