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5日。上班高峰早已过去的上午11点,手持敬老优待乘车券的老人开始让地铁变得拥挤。无论百货店、公园还是餐厅,最大的客群早已变成老人。到了周末,东南亚人成为主力,穿梭于明洞购物街。
20年前还属于日本、中国游客的明洞,如今正蜕变为移民者的购物天堂。随着老年人口增加,过去由女装占据的乐天百货总店2层,早已改造为银发用品馆。报纸上时常刊登多元文化家庭出生的乡村才子获得奖学金考入首尔大学的佳话报道。
人口问题是将彻底改变韩国未来面貌的变量。无论拥有多少资本和多么出色的技术,如果人口问题得不到解决,韩国的未来就是灰色的。低生育率加剧导致适龄劳动人口急剧减少,医疗技术发达等因素使老年人口陡然增加,我国经济的皱纹也只会随之加深。相反,若以开放的移民政策和积极的鼓励生育措施妥善解决人口问题,韩国的未来将无比光明。
人口问题并不只是人数多少的问题。它动摇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根本结构,并与资产市场剧变等直接的经济问题相连。进一步说,它涉及劳动、社会、安保,是国家竞争力的根基。专家断言,韩国不久将在身份上转变为多民族国家,若对老龄化导致潜在增长率下滑的状况没有根本性解决方案,韩国就没有未来。
◇不解决人口问题,2040年增长率仅1%=据韩国开发研究院(KDI)最近发布的《未来愿景2040》,预测我国经济增长率到2040年代将平均降至1.7%,陷入低增长的泥潭挣扎。其提出的最确凿依据正是人口问题。报告指出,由于总人口增长率下降,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2030年之后将转为负值,劳动力不足将蚕食我国经济增长。
人口减少带来的经济活力下降,如今已不是预测,而是理所当然的“命题”。以去年为准,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15人,处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的最低水平。低于日本(1.37人),在全世界范围内除台湾和香港外也是最低。更严重的是可生育女性人口本身正在快速减少。分析显示,主要生育年龄层25~39岁女性人口将从目前的585万人减少到10年后的479万人。
低生育率直接冲击劳动力。适龄劳动人口(15~64岁)减少与老年人口增加,分别对劳动投入量和生产率提升产生不利影响。从Statistics Korea的人口预测资料看,2016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将达到3619万人的顶点,此后到2022年比这减少140万人。作为主力生产队伍的30~40岁人口自2006年(1675万人)之后已开始下滑,预计到2022年降至1426万人。国民银行经济学家洪春旭表示:“从日本经济与我国相差约20年运行的经验看,2010年代中后期可能陷入长期复合型萧条”,“如果不对人口问题作彻底准备,很难保证韩国经济的未来。”
◇多民族社会将成现实=对延续5000年单一民族历史的我们而言难以想象,但全世界人口学者都把积极的移民政策作为韩国人口问题的解法。因为欧洲、欧美乃至日本等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只能选择该政策,而且无论如何推行鼓励生育政策,要改变人口减少的结构本身都有限度。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菲利普·摩根(前美国人口学会会长)强调,“若没有相当规模的移民,韩国很难维持现有人口水平”,需要恰当的移民政策。KDI院长玄旿锡强调:“由于人口增长率下降及减少趋势持续等因素,我国经济长期趋势性下滑的可能性很大”,“需要允许多重国籍、吸引海外优秀人才、利用移民和女性劳动力。”
未来规划委员会委员长郭承竣也强调移民的必要性,称“通过提高国内生育率来供给劳动力存在一定限度,应通过开放扩充劳动力”。
若因允许移民而使多民族社会成为现实,只在发达国家才能看到的民族间矛盾很可能在我国重演。纯血韩国人、移民劳工、农渔村的多元文化子女必须在同一空间融合生活,一旦韩国特有的排他性民族意识发作,也不能说美国式的黑人骚乱不会在韩国发生。
韩国人口学会会长全光熙(忠南大学教授)表示:“我们社会虽在谈全球化,但对多元文化的理解水平低,对异族也相当排他”,“在日常生活中提升全球化水平,是身处多元文化时代的我们最优先的课题。”
政府须大胆投入预算推行“生育友好政策” 企业须大幅扩充育儿休假、保育设施等 ■低生育率的解决之道
韩国未来最严重的变量是人口减少问题,但由于警报声太多,反而出现了政府、企业和国民都不关心的讽刺局面。
然而人口预测只是难以切身感受的未来问题,其准确性却堪比瑞士手表。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甚至说过:“如果被送到无人岛只能带一种数据,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人口统计。”
为解决这种“预告的未来”式人口问题,眼下能做的最明智方案最终归结为鼓励生育政策。这也是为何有声音呼吁国家应在为时未晚之前准备强力疫苗以消灭低生育率病毒。日本已由经济部门而非福利部门,将解决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列为国家四大核心政策之首。也就是说,我国也有必要在国家层面象征性地对待人口问题。
据此,政府正在制定《第二次低生育率与老龄社会基本计划》,以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竞争力削弱和生活质量下降。作为2011~2015年实施的人口政策“总体规划”,内容包括扩大育儿津贴、改善保育费支援方式等强化工作与家庭兼顾基础,同时推进改革所得税制以促进生育。此外还一并考虑学龄人口减少、老人激增、住房需求变化等因素的制度改善。
但专家一致认为,政府层面最紧迫的事情是为解决人口问题大胆投入预算。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法国投入生育及子女养育的财源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8%(以2005年为准),而我国即便增加了不少,以今年为准也仅为0.54%。2006年启动的第一次低生育率基本计划今年收尾,生育率仍然低迷,原因正在于此。
企业层面的鼓励生育措施也很紧迫。在我国现实中,即便想生孩子,夫妻双职工同时全力育儿几乎不可能。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统计,国内全部33499个保育设施中,职场保育设施仅有350个,占1%。而且除政府大楼或公营企业等之外,私企职员享受企业内保育设施待遇的情形,实际上可以说几乎没有。
所幸国内育儿休假者去年达35400人,史上首次突破3万人,这令人欣喜,但要成为普遍的职场文化仍路途遥远。只有企业主动努力使家庭友好型职场文化扎根,才能找到低生育率问题的现实答案。据2007年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产前休假保障良好的职场女性生育率(81.6%)比缺乏保障公司的女性生育率(27.3%)高出3倍。
成均馆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朴承熙指出:“女性过重的养育负担以及政府和企业对养育缺乏理解,是导致女性回避生育的原因”,“即便有产假、育儿休假、生育友好型政府政策等各种母性保护措施,现实中难以得到良好落实的问题必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