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16

[松贤专栏/5月17日] 天安舰之后韩国的课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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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们已离去,我们留了下来。留下来的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化解在倒春寒凛冽的今年3月如花瓣般凋落的他们的无奈与冤屈。

首先必须确立国家的安保观。北方是否为主要敌人这一问题,绝不能成为左右对立的玩物。若有任何势力企图将天安舰的悲剧用于意识形态目的,那就是对献出青春的义烈遗体的侮辱。政治人物不应以只为自身服务的安保观和对朝观来抵押国民的生命。为明确这一点,有必要在查明天安舰沉没的军事原因之后,弄清此前分裂于左右的对朝政策与天安舰之间存在何种因果关系。

保守、右翼阵营认为,过去10年的阳光政策削弱了南方国民对北方的警惕心,松懈了南方军队的临战状态,因而未能事先防止此次事态。他们认为,对北方一味给予的经济援助不仅未能引导北方体制的改革与开放,反而帮助压制性、封闭性的金正日体制延命,并被滥用于北方的核武器与导弹开发。

在此延长线上,他们预判天安舰遭袭为北方所为,认为北方的军事威胁性如今已成事实,并试图为进一步强化对朝强硬基调确保正当性。

进步、左翼阵营则认为,过去10年阳光政策下得以维持的南北关系改善,因李明博政府的对朝强硬政策而中断,反而转向紧张局面。他们主张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天安舰沉没原因是北方突袭之前不作预判,而若调查结果显示为北方所为,大概会把责任归于现政权的对朝强硬政策。他们认为对北方的经济援助已取得使北方引入并扩大市场经济要素的成果,核武器开发只是用于对美谈判和维持体制,并非对南方的军事威胁。

对北方经济实况的评价也截然对立。一种看法认为,没有中国这条生命线,北方一天都撑不下去,已濒临崩溃;另一种看法认为,尽管速度缓慢,但改革措施一直在推进,居民生活也并非处于破产状态。笔者所接触的中国半岛专家和经济专家大多属于后者,过去10余年每年访问北方的美国国务院前公务员也说目睹了北方的变化,这让笔者这样的门外汉实在困惑。

只是在往返金刚山和开城时,看到周边村落荒凉而透着穷困的模样,看到身材瘦小的军人在严冬酷寒中不戴手套、赤手站岗的样子,才会产生一种“与1950年代笔者儿时的韩国相似”的感觉。

即使现在,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也应打破朝野之分与意识形态藩篱,就为了国家安保与保护国民生命应如何确立对朝政策,敞开胸襟进行沟通。对朝政策是与世宗市和四大江完全不同层次的生死攸关课题,这一点连三岁孩童都懂。想到今后每逢左右政权更替,对朝政策就会来回摇摆,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其次是要明确年轻人入伍具有何种意义。天安舰的水兵们把服兵役视为理所当然的义务,牺牲了个人利益。若问韩国所有年轻人是否如此,答案绝非如此。我们常说,只有贵族义务(领导层率先垂范)牢固,社会才健全。这话没错。问题是如何使之牢固。领导层若只是口头呼喊而行动不随,只会积累不信任与冷嘲。如果登上天安舰的官兵中有父母拥有金钱与权力的子女,我们社会的一体感会更强,军人的士气也会提高。若像现在这样,几十种可以不去服兵役的理由依旧保留,那么无论怎样为天安舰阵亡者祈福,真正的国民团结都仍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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