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国会已基本确定以工作时间豁免(time-off)制度解决工会专职人员薪酬问题,据此组成的工作时间豁免审议委员会表决通过了按会员人数确定的time-off上限。但劳动界与中小企业主的反对声浪不小,加上政界的做法也颇为可疑,即将到来的7月实施似已阴云密布。
笔者在理论上曾支持time-off制,但鉴于我国劳资双方与政界的做法,认识到这是建立在"不现实的善意"之上,于是自行修正了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拥护劳动界出于战略而主张的自主决定。那是"华而不实",因此在现实中立法不可避免这一立场并未改变。事实上,笔者曾设想并呼吁进行一项大胆改革:毫无例外地让工会自行承担专职人员的薪酬。
但在此时点上,笔者并不打算刻意无视政府与国会费心制定的time-off制。因为即便不现实,依善意制定法制是政府与国会的本分,而这一本分尤须得到尊重。因此,笔者的立场是,基于此作出的工时豁免委员会的决定虽在现实中并非全无问题,但基本上应予尊重。从一开始就期待完美制度是困难的,在我国现实中尤其如此。只要基本宗旨与方向建立在善意之上,今后加以完善即可。为在现实中加以完善,需要的是切实施行而非战略性争论。因为伟大的老师不是那些自诩的论辩家,而是现实。
劳动界,或者说工会干部,以本次工时豁免委员会的决定将导致专职人员数量减少为由谈论"劳动镇压",但这只是不合时宜的主张。只要反问一句:专职人员薪酬完全依赖雇主的这种工会究竟是否具有自主性,答案立刻显现。他们应反省自己未能率先提出"自行承担"原则。中小企业主以工会专职人员薪酬负担将增加为由反对工时豁免委员会的决定,但那取决于自身做法。委员会决定的是time-off的上限而非下限,因此应通过透明经营,在上限内以符合自身条件的水平努力取得工会同意。应以此为契机,名副其实地摆脱事事依赖政府的劳资关系。政府自然应以法律和原则支持劳资双方的这些努力。
真正的阴云或许是政界部分人士招来的。他们不仅在工会专职人员问题上,在time-off制上也发出错误信号。仿佛拥有推翻法定工时豁免委员会决定的权限一般的言行,也违背三权分立原则。上次修订工会相关法律时推翻劳资政协议,无论是否赞同,尚可理解为行使所赋予的立法权。但这次情况不同。即便对政府公告广泛承认国会的"制衡",那也终究须以相关法律的明文规定为依据,而在此之前更应忠于不只是制衡、而是"制衡与均衡"的基本原则。不应以并不准确的政治计算去谋取"好处",也不应因竞争而丧失均衡感。
time-off制以从事劳动为前提。将上限时间全部集中给少数工会干部、以完全专职方式运营,违背原本宗旨。本次工时豁免委员会决定的问题在于,把上限设定与完全专职人员数量挂钩,从而容许并在现实中助长了这种错误适用。不从事劳动的完全专职人员的薪酬由工会完全承担,而time-off适用于从事劳动的工会干部,才合乎道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工时豁免委员会似乎忽略了这一部分。今后在完善time-off制的过程中纠正这一点,我国劳资关系与劳动运动才能走向合理化之路。这如今已成为会员们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