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05

[东十字阁/5月6日]“管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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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管得着呢。”

这是不久前一位官员出身的金融界人士在私下场合说出的玩笑。他在回答记者“通常低利率的弊害比高利率更大,是不是现在就应尽快上调基准利率”的提问时如此作答。一句话,低利率的甜头现在可以享受,后遗症由下届政权承担,现政权“有什么相干”的反问。

他还补充说,现政府面临地方选举要算选票,还要在今年11月于首尔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这一历史性舞台上“摆姿态”。当然因为是玩笑,在场者都一笑而过,但余味并不舒服。原因在于那位官员曾在执政党任职,加之担心现政府是否正陷入这样的诱惑。

目前朝野虽在为“失去的左派政府十年”还是“失去的李明博政府两年”而争执不休,但无论如何,韩国社会在政权更替之中仍在一步步走向成熟这一点是明确的。超越理念差异,过去各届政权留给下届政府的遗产也很多。

金泳三政府虽被批评引发了外汇危机,但为金大中政府留下了“稳健的国家财政”。倘若财政不健全,金大中政府无论如何开展“献金运动”等凝聚国民力量,也不可能提前摆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上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国家依靠稳健财政顺利克服外汇危机,而财政崩溃的阿根廷等中南美国家二十多年反复陷入延期偿付,正是证明。

李明博政府同样,仅就克服金融危机这一层面看,从上届政权至少继承了三样东西:稳健的财政、较高的利率,以及人为刺激经济的做法较少。利率、财政等政策手段的运用空间比其他国家更大,因此克服危机自然也相对容易。

韩国有句俗语:“农夫即使饿死,也要枕着种子而死。”意思是再急迫也不能牺牲未来。如果现政府在利率决定等问题上万一陷入其他诱惑,这一点值得参考。政权可以更替,但韩国经济难道不应具备稳定性和持续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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