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无法摆脱“松散协商体”的先天局限?还是如“进厕所时与出厕所时不一样”的俗语所言,遭遇金融危机时的处境与复苏期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100%确信二十国集团(G20)的全球协调。去年9月匹兹堡G20峰会虽达成“共同制定可持续增长战略”的共识,但不到一个月,澳大利亚的加息以及随之爆发的G2(美国、中国)贸易摩擦,甚至令外界对G20体制本身产生怀疑。最终,4月华盛顿财长会议放开了退出战略协调的框架。
对于将于今年11月举办G20峰会的韩国而言颇为尴尬。因为在紧密的全球协调得以维持的前提下,以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协调者身份在世界舞台上确立地位的战略将受到影响。
更大的问题在于,在峰会主办国这一困境中,韩国可能错失自身政策决定的时机。G20会议上讨论的各类议题既可能带来益处,也可能成为韩国经济增长的“有毒圣杯”。汉阳大学经营学系教授李相彬表示:“G20议题中必须有韩国的声音”,“作为主席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挥协调作用固然重要,但也需要主动把我们所需要的内容反映到G20中的姿态”。
◇须解除全球协调的麻醉=华盛顿G20财长会议放开了退出战略协调的框架。这是正式承认各国退出战略可以不同步推进。当然,为不打破全球协调的原则,会议对三项退出战略确定了具体指引,但最重要的“时点”则交由各国自行判断。
退出战略中的金融正常化、财政政策正常化已在多数国家开始实施。问题在于货币政策。何时上调政策利率是关键。此前预计危机状况持续、全球低利率将维持相当长时间,但各国经济复苏速度出现差异,加息也难以再在全球协调框架内进行。
韩国国内氛围认为,加息条件已经具备。政府表示,问题在于全球协调与民间自生能力的恢复。在协调框架已被放开、第一季度增长率达到7.5%(同比,韩国银行预测)的情况下,预计围绕加息的争论将更加激烈。
专家指出,如果此前在全球协调框架下对加息感到负担,那么现在是更细致审视低利率副作用的时候。韩国银行前总裁朴昇强调:“如果放任低利率,明年以后必然出现物价上涨、国际收支恶化、房地产泡沫等副作用”,“退出战略及加息也不应滞后,而应走在前面”。
◇须权衡金融监管等得失=对于G20主要议题之一——影响系统性风险的大型金融公司监管方案,要求反映韩国立场的呼声日益高涨。
基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源于大型金融公司的道德风险与各国政府“大而不倒”(too-big-to-fail)政策的判断,针对大型金融公司的监管将被引入,但韩国尚无大到可以谈“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或者说,韩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若如争议中的“沃尔克规则(Volker rule)”所主张,限制银行的投资对象,并限制市场占有率超过一定水平的金融公司追加并购(M&A)或持股收购,则可能立刻对友利金融民营化与外汇银行出售等构成制约因素。
政府对引入沃尔克规则也持否定态度。金融委员长陈动洙2月在一场研讨会上表示:“能否将沃尔克规则适用于我们是另一个问题”,“韩国金融有很多方面不适合照搬全球层面的潮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正在讨论的强化银行资本充足性监管短期内不会影响韩国金融业,但流动性比率监管预计将影响零售及中小企业存款与贷款比重较高的韩国银行。
成为G20核心议题的银行税(Bank levy)具有积极一面,因为它可以对每逢金融危机就冲击韩国市场的短期外汇资金流入流出起到门槛作用。若对银行的非存款性负债征税,银行为减少税负只能抑制过度的外币借款。此外,还可摆脱每逢金融危机就重复出现的“利润归银行、损失归社会”式的公共资金投入惯例。
但问题在于,若税收一律对所有非存款性负债征收,过度征税可能妨碍韩国金融产业发展。也有人担忧银行税负担最终将转移给消费者。部分观点对其实效性提出疑问,认为引入银行税虽可使外国银行分行的短期外债规模有所减少,但若通过总行与分行间交易仍能确保充足收益,规模本身也不会大幅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