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4-22

[时论/4月23日] 银行税,别无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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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普遍被认为是过度信用扩张导致的资产价格暴涨暴跌(Bomb burst)。近期在为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而推进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讨论过程中,引入银行税的问题浮出水面。银行税是为让引发金融危机并接受公共资金支持的金融公司承担一定责任、并筹措应对金融危机再发的费用,由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于今年1月倡议,目前在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共识不断扩大。

资产准备制度适合作为稳定装置

然而,由于赞成与反对意见仍然分歧,各国围绕特定银行税的引入存在巨大的利害关系与意见差异,预计达成国际共识尚需大量时间。因此,在引入银行税方面,近期成为制定全球标准主体的二十国集团(G20)的意见极为重要,而汇总和协调各国意见的主席国角色比任何时候都更受重视。韩国作为主席国处于中间者立场,但要成功协调各国意见,自身至少需要拥有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替代方案。作为替代方案,资产准备制度值得研究一番。

资产准备制度是对所有金融公司的资产按一定比率征收准备金并存入中央银行,通过对整个金融部门的信用调节来预防信用及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从而对事前防范金融危机极为有效。这种资产准备制度不同于对银行存款负债征收准备金的存款准备金制度,也不同于金融公司为应对资产不良而自行计提的坏账准备金或国际清算银行(BIS)自有资本标准。特别是坏账准备金或自有资本标准会助长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倾向于放大经济波动,而资产准备制度在景气繁荣期积累准备金带来紧缩效果、在景气衰退期释放准备金带来扩张效果,因此可作为缓和经济波动幅度的自动稳定装置发挥作用。

资产准备制度与当前讨论中的银行税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差异。第一,银行税是对一定规模以上金融公司的资产或负债征税,用于危机发生时的费用,而资产准备制度则对所有金融公司的所有资产征收准备金并存入中央银行。第二,银行税的目的在于分担应对金融危机发生的费用,而资产准备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预防信用及资产价格暴涨暴跌,从事前防止金融危机本身再次发生。第三,银行税作为税收,无论何种形式都会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而资产准备制度基本上建立在金融公司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进行最优组合选择的市场原理之上。

与银行税一样,资产准备制度也很难由某一个国家单独引入。因此,较为理想的做法是,在G20推进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讨论过程中,自然地将其作为一个替代方案提出并进行综合研究。如果韩国通过这样的努力,作为G20主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及主要发达国家的协助下,能够引导出防止金融危机再发的良好方案,那将是切实确立“韩国倡议”的极好契机。

让G20自然地展开引入讨论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博士早就以挑战与应战的结构指出,历史发展的重大契机并非出现在平常时期,而是出现在危机时期。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都是明确的威胁与危机。为防止此类危机再发而引入新制度虽然伴随大量努力与成本,但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讨论正活跃进行的当下,如果能够富有智慧地设计出具有前瞻性的新制度,那将是世界经济迈上新台阶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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