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居民骚扰百姓、抢掠商人、焚烧船只。对于否定一切权威与法律的行为,我们不会再容忍。”这是英国首相诺斯1774年4月22日在议会发言的要旨。英国以前所未有的强硬口吻谴责美洲殖民地,起因是波士顿倾茶事件。
激进派登上停靠波士顿港的东印度公司船只,将价值1万8000多英镑的茶叶箱抛入海中,此举引发了反作用。声称不再容忍的英国接连制定五项强制法案,加紧对殖民地的压迫。
首先封锁波士顿港,并收回马萨诸塞州的自治权。其算盘是先孤立这一反英气氛浓厚的地区,从而让其余殖民地服从,结果反而招致反抗。规定英军可在任何地方驻宿的驻营法,以及强化本国直辖审判权的法律,同样加深了反英情绪。最后,扩大加拿大天主教居民自治权与辖域的魁北克法案的制定一经传出,以新教徒为主、意图开拓西部的殖民地一片沸腾。
马萨诸塞州称“五项强制法案是不可容忍法案(Intolerable Acts)”,在1774年整个夏秋与英军对峙并驱逐官员,这场抵抗最终蔓延至全部殖民地,并于1774年年末促成第一次大陆会议召开。英国因“再也无法容忍”而制定的强制法案,与殖民地以“不可容忍”相抗,二者的冲突最终演变为独立战争,催生了美国。
如果英国当时理性行事,结果会不同吗?若按曾尝试将数学与经济学结合的学者出身政治家埃德蒙·伯克的主张,对殖民地采取温和政策,英国的损失或许会更小。强硬政策一时痛快,却会招来祸端。在手法不够精细或掺杂虚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