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外汇危机时期,韩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大胆地将监事制度从大陆法系转向英美法系。但与最初宗旨不同,现行以外部董事为中心的审计委员会制度不断被指出问题。
近期银行联合会制定的外部董事示范准则、关于引入执行高管制度的商法修正案等便是典型例子。在现行制度中,尚能在维持我国自身特性的同时期待提升效率的韩国式监事制度,一直被提及的是"常勤监事"。但现实无情地击碎了这一期待。也就是说,某家企业一旦成为常勤监事设置对象,该企业的最大股东就可能陷入经营权受威胁的"沼泽"。
或陷入经营权受威胁的沼泽
韩国在2009年将原本存在于证券交易法中有关上市公司常勤监事的规定移交至Commercial Act。据此,总资产1000亿韩元以上、2万亿韩元以下的上市公司不仅要选任外部董事,还必须选任常勤监事。也就是说,无论该企业的经营效率如何,只要资产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就必须无条件更改监事制度。而且不参与该企业经营的最大股东及关联人不得担任常勤监事,在选任常勤监事和行使表决权时,还要适用对第二大股东以下并不适用的3%表决权限制规定。
当然这有其理由。若最大股东在掌控董事会的同时还选任常勤监事,这就构成"近亲相奸式"治理结构,可能违背监事制度的本质。然而这种立法论据根本上存在两个谬误。第一,它建立在最大股东必然掌握经营权的假设之上。第二,它以最大股东会一直维持经营权直至公司倒闭为前提。也就是说,这是基于旧时代企业观的立法政策。
韩国资本市场早已以上市公司为中心运作多年,上市企业的经营权时常变动。最大股东不仅可能在某一刻沦为第二、第三大股东,即便仍在行使经营权,也持续受到外国巨额投机资本的经营权威胁。尤其常勤监事设置对象企业主要属于中坚企业,它们对经营权威胁尤为脆弱。
因此,在连"毒丸"制度这类经营权防御装置都不被允许的法律现实中,仅对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适用监事被选任权及选任时表决权限制规定,可以说是缺陷很大的立法制度。当然,对掌握经营权的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进行制衡是必要的。但威胁其经营权本身的制衡装置,可以说是缺乏合理性的立法政策。
该制度还存在违宪因素,不仅违反宪法第126条的补充性原则,也违反宪法第11条第1款的平等原则。
也应承认最大股东等的被选任权
目前韩国上市公司的监事业务规定已构建起世界领先的内部控制体系。因此,对于运行内部控制体系的上市公司,不区分资产规模,由公司章程决定是否选任常勤监事可能更为有效。此外,考虑到现行法下经营权防御装置不足,在设置常勤监事的情况下,也承认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的被选任权,并在选任投票时将3%的表决权限制同等适用于所有股东,从立法政策上看更为妥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