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舰”事件与美国9·11事件有两点共同之处。破坏这一本质如此,国难这一性质亦如此。将“天安舰”与9·11事件同时相比并非没有负担,因为这可能给人以“天安舰”沉没原因如9·11事件那样是恐怖袭击的印象。
尽管如此,将二者同时谈论仍有理由。让我们回想一下:遭遇9·11事件的美国是如何应对的。陷入危机的美国所表现出的行为中,有一点乍看之下难以理解,那就是并未正式悼念被困于被劫持客机中而牺牲的乘客。对于在双子大楼中死去的牺牲者,美国努力查明到最后并提供各种支援,但客机乘客却未得到那样的待遇。
不悼念怯懦者的美国
为什么会那样?理由极具美国特色。因为面对并非持枪、而是持刀武装的劫机犯未积极应对,所以没有悼念的理由。这很符合天生厌恶“怯懦”的美国人。撇开美国式思维方式的是非对错,重要的是其效果。让人想起9·11之后多次发生的劫机未遂事件。乘客积极与犯人搏斗从而阻止劫机的英雄故事,正是9·11事件与反省的结果。国难之所以成为使国家与市民社会更加进步的契机,其底层正是对“怯懦”的拒绝。
把视线转向韩国则令人憋闷。事件发生13天仍五里雾中。越往后走,政府与军方的谎言越是暴露。青瓦台与军方的视角差异也隐约可见。问及联合参谋本部与各军种的迟报、迟延应对及步调不一的原因,回答大致有两种:或以含糊其辞的答复引出另一重疑惑,或称属军事机密无法公开。
在这一点上有件事想问。生存者的证词是军事机密吗?在美国这是绝无可能的说法。若如总统所言国际社会正在关注我们的“天安舰”事态,那么首先应解除对生存者的隔离收容——这是接近事件真相最快的通道之一。生存者被隔离本身就是国际社会的笑柄。
第一颗纽扣扣错,其余纽扣必然全都错位。我并不认为政府与军方的发布之所以放大疑惑,原因在于有意的谎言。但以美国式标准,即“怯懦者即便是牺牲者也不属于悼念对象”的思维方式来看,总觉得有些怯懦。国家安全会议出席者大多为免服兵役者这一点如此,尽管有众多失踪者与牺牲者却无人愿意承担责任的现实,也与以怯懦为耻的美国截然不同。
解开困局的方法,在于即便不便也把真相置于首位的姿态。总统所言“准确性优先于速度”百分之百正确。但若准确性意味着延迟,那就需要一个前提:政府与军方须自行解开疑惑的钥匙。在生存者证词乃至打捞舰体断面是否公开都摇摆不定的情况下,会同意真相查明被延迟的国民并不多。
对不便的真相也要果断公开
有人强调美国查明9·11恐袭真相用了3年,以此指责媒体的推测性过度报道和我国国民的急躁症。听起来像那么回事,但只是部分正确。美国是在大部分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用了3年。甚至在自由到可以引用国防部资料制作9·11自导自演纪录片的氛围中,历经3年反复挖掘才公布真相。我们也应如此。不仅要查明原因,更需要在公开信息的同时,从头到尾、从士兵到总统,准确查明各自是否尽到了本职。通过激烈的真相查明来克服怯懦与逃避责任这类弱点,是牺牲者留给活着的人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