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3-03

[周四清晨/3月4日] 给亡国式教育结构加上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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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令人窒息。留学和进修花费17年间达350亿美元,理工科留学生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不回国而留居的比例为47%,课外教育费总额21万6259亿韩元……

无一不是灰暗的消息。让我们揭开统计的一层来看。韩国去年在对美贸易中取得的顺差为71亿8000万美元。看似赚了不少,但10万3889名韩国留学生的支出估算额50亿美元却难以在统计中轻易找到。这里有必要加上营业利润率的概念。大企业去年的营业利润率为6.94%,即取得1万韩元营业收入,平均剩下694韩元。贸易顺差在概念上接近营业收入,留学费用则接近净利润。把贸易顺差的70%用作留学费用本身就是问题,但若细究资金与附加值的实际流向,我们的逆差要严重得多。

现实比统计更黯淡

现实更加黯淡。不愿回国的海外理工科人才比例10年间上升了两倍以上,这意味着两点:要么留学生的实力提高到足以在美国立足,要么故国作为生活根基的吸引力下降了。若是前者,抛开国际收支不谈也是值得欢迎的事,但真的如此吗?没有明确工作而留在海外的留学生出身者向家里伸手要钱。国富外流自然也随之增加。

国内学生,甚至年幼的孩子也暴露在这种结构性矛盾之下。仅按政府统计就承担超过21万亿韩元课外教育费的父母,人人都盼望孩子留学并成功,但出国的学生依然是少数。留学生中又只有少数能获得海外就业机会。结果,庞大的课外教育市场的顶端是海外企业,韩国的课外教育费成了为外国打基础的投入。

在留学生彼此的当地竞争中落败的次高群体转而敲国内大学和企业的门,但供给早已过剩。在竞争中落后的群体则成为海外派失业者。有些人按学到的路子开起留学中介,原本只在大峙洞的留学中介如今遍布江南全境和中溪洞、新城区,甚至进入地方中小城市。

何时才能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结构?只有当弊害蔓延至重症、热潮的惯性也耗尽之时才有可能。在那之前会有多少资金流出、多少副作用扩散,想想都令人头晕。难道没有解决办法吗?我相信答案在原点。不妨想想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的已故钱学森博士。他三十五六岁时就是在美国享受上校待遇的顶级科学家,冲破5年的软禁与阻挠,于1955年才勉强踏上中国土地。发射载人飞船的中国航天技术中,浸透着他对祖国的献身。

中国人对去年去世的他敬仰不已。因为他拒绝国家给予的财富、荣誉与特权,以俭朴的生活专心研究。钱博士的夫人出生于蒋介石首席国防参谋的父亲与日本人母亲之间,曾作为美国著名歌剧演唱家活动,她也离开华丽的社交界回到中国,与丈夫住在一间小屋里培养后学。我们有过这样的海外派吗?前总统朴正熙以破格条件引进的科学家中相当一部分又回去了。

应培养钱学森式的海外派

但愿这两个相反的事例不是全部,可惜令人遗憾。在教科书中删去柳宽顺的时代,所谓的教育改革不过是威压教育公务员以博取国民好感的程度。上位者不想改,中间层连自己的位置都不清楚却拼命追赶,底层民众放弃后更加坠入深渊——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教育。请不要责备说“亡国式教育结构”这一表述过分。与其如此,现在更该在教育中注入思考“国家与我们”的理念(-ism)与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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