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永珏
SetSectionName(); [伟大挑战韩国] 特别专访 三正KPMG集团总裁尹永珏 “迈向一流国家的增长动力,要在海外投资中寻找”以拥有原创技术的企业为主推进低价收购是最佳战略应摆脱以制造业为主的增长,培育落后的服务业 对话=经济部主任安义植 miracle@sed.co.kr 整理=记者李贤浩 hhlee@sed.co.kr 摄影=记者李浩在
尹永珏 ImageView('','GisaImgNum_1','default','260');
“我国要跃升为先进一流国家,国家增长动力必须在海外投资中寻找。”
三正KPMG集团总裁尹永珏(57∙见图)5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新年特别专访时,就我国跃升为发达国家的国家战略表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的世界经济秩序重组过程,是我国跃升为发达国家的绝佳机会。”
他同时强调:“今年尤其是决定我国经济能否跃升为先进一流国家的拐点,如何制定国家战略是最大关键。”
尹永珏指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国家战略层面我国远远落后于日本和中国”,“竞争国家正把危机当作机会奋力前行,而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在想什么,令人着急。”
他接着建议:“应当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每逢危机中寻找机会的国家和企业,都会随着景气好转实现惊人跃升”,“特别是要把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从2万美元提高到4万美元,就必须把仅1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扩大到2万亿美元,而答案不在已饱和的国内,而应在海外寻找。”
关于海外投资方式,尹永珏说明:“以价格大幅下跌的全球企业为主展开并购(M&A)是最佳战略”,“收购拥有世界级技术的企业以及全球市场份额较高的企业,最终将使国家增长动力提升一个台阶。”
他还主张:“如今硅谷有许多拥有我们所需技术实力的企业因资金链受阻而需要投资”,“应扩大对拥有发达国家原创技术企业的投资。”
记者在江南金融中心的办公室见到了领导国内代表性会计咨询公司三正KPMG集团的尹永珏,听取了他对韩国经济工业化50周年之际跃升为发达国家的国家战略、提升国家品格的方法以及2010年韩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展望等的看法。
-今年是韩国经济工业化50周年。我国把危机化为机会,实现了耀眼的经济增长,您如何评价韩国经济50年?
▦回顾韩国经济50年,是一部成功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同时抓住民主主义和经济增长这两只兔子的国家只有我国,这一点世界也是承认的。但遗憾之处也很多。
因为我们拥有可以获得更高评价的潜在实力,却尚未达到。从产业层面看,我认为包括金融在内的高端新材料领域以及医疗等高附加值服务产业,相对于其他领域并未取得较大成果。
此外,劳动市场的灵活性问题也是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重要变量,我认为这是今后必须解决的课题。特别是应加快向创新主导型经济转型,在主力的传统制造业和信息技术(IT)之外,挖掘并培育金融、生物、能源、环境等新的增长动力。
-专家预测,2010年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层面提升一个台阶的分水岭之年。您如何预测今年的韩国经济?
▦仍有许多需要警惕的问题,我认为应谨慎看待。迄今为止的经济走势,只是通过政府大胆的财政支出、低利率以及扩大流动性供给,延缓了实体经济的下滑。
作为经济复苏核心的民间消费支出,尤其是投资和出口,同比减少了20%。现在正是迫切需要制定战略和做好准备,以便我们的经济和企业能够顺应世界景气复苏趋势实现跃升的时候。特别是专家之间有预测L型长期萧条的,也有很多预测W型、U型,甚至耐克型景气周期的。
与其以旁观者的立场预测今后的情景,不如集中智慧思考如何避免陷入W型二次探底。
-过去像冰岛这样的强小国曾被视为韩国经济的榜样,但金融危机之后争议很多。您认为哪个国家可以成为我国经济的榜样?
▦我国的目标是实现国民收入4万美元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考虑具有平等取向、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卢森堡、瑞士等欧洲强小国。
欧洲的强小国拥有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也不会大幅动摇的健康经济体质和实力,因此被视为成功模式。但各国都有其长处与短处,因此与其对某一个国家进行对标,不如按政治、经济、产业等领域配合中长期战略,打造可持续的韩国型模式更为可取。
与把一切押在金融或制造业等某一领域的战略相比,应在保持金融与制造业平衡的同时,持续壮大我们的强项——高端产业、汽车∙知识服务领域。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秩序重组正在加速。您认为在其中韩国应采取何种理想立场?
▦现实是,拥有未来增长潜力的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国家地位不断增强,而金融危机之后作为关键货币的美元价值下跌等,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出现了变化迹象。但也不可否认,中国等新兴发展国家的经济秩序和体制与全球标准仍有相当差距。
今后将摆脱美国的单边主义或G7、G10等西方发达国家中心,转向新兴发展国家快速增长共同参与的多边格局。我们应在进一步巩固韩美以及韩中日体系的同时,更加强化与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的印度、南美巴西等新兴发展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多元化战略。
-我国经济的脆弱因素在于对外开放度过高。政府若要改善以出口为主的经济结构,应该怎么做?
▦我国经济中服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0个成员国中排第29位,而制造业排第1位,呈现出偏重出口制造业的结构。这意味着一旦对外环境恶化就会立即暴露于危机之中,也反证了我国经济需要强化内部体质。
现在迫切需要摆脱以制造业为主的增长过程,以相对落后的服务产业为基础努力扩充内需基础。实际上,在服务产业附加值约为制造业两倍的情况下,若服务产业生产率无法提高,就难以期待经济增长。
因此,必须构建这样的经济结构:出口市场低迷时由内需为经济注入活力,制造业不振时由服务产业发挥安全阀作用。
-今年我国将举办历史性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我国应如何利用本次G20峰会?
▦举办G20峰会是韩国展示能够主导全球议题能力的机会。特别是今年也是对G20的未来可能产生最决定性影响的时期,因此高效利用短暂的峰会日程、取得最大效果的运作能力非常重要。
因此,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应将G20议题选定、达成共识以及落实共识的过程体系化,并夯实制度化基础。若借此巩固以G20为中心的全球治理,并促成世界经济秩序向G20转移的结果,就能够证明韩国经济已站在发达国家行列。
-最近加入OECD下属的开发援助委员会(DAC),立场从受援国转变为援助国。与国际地位相称的国家品格提升成为紧迫问题。
▦是的。DAC是为提高对发展中国家援助活动效率而设立在OECD之下的委员会,是“发达国家中的发达国家”的聚会。现在是该思考提升韩国国家品格方案的时候了。首先需要找出损害国家品格的薄弱领域,并扩大国民对此的认识与共识。
首先应从减少眼下那些令人羞耻的景象做起——出现在国会议事堂的铁锤和电锯,与警察对峙、投掷燃烧瓶、铁管乱舞的示威现场等。
但这并不是通过加强对国会议员的处罚、加大对过激示威者制裁就能解决的问题。必须以国民讨论和共识为前提,才能找到解法。特别是国民自身具备全球公民意识也很重要。
-全球危机之后,加强与新兴发展国家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凸显。您认为与它们的经济合作关系应采取何种形态?
▦需要考虑新兴发展国家的潜力等,制定分地区的经合战略,并积极挖掘激活经济合作协商机制的“定制型经合项目”。金融领域方面,应在明年内设立区域内信用保证投资机构(CGIF),谋求亚洲地区金融市场稳定及债券市场活跃。
此外,我认为积极支持伊斯兰债券在海外发行,并通过韩国经济说明会等加强与伊斯兰经济圈的金融合作,从构建全球网络的角度看也是积极的。
如此,应在国际社会中充分发挥作为调解者的国家间桥梁作用,同时以优先考虑我国经济利益的方向构建经济合作关系。
◇尹永珏总裁简历
▦1953年生于首尔 ▦京畿高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学士 ▦芝加哥大学经营学硕士 ▦杜克大学法学博士 ▦美国注册会计师∙律师 ▦1980年美国惠普 ▦1983年美国会计事务所安达信永道(Arthur Young & Co.) ▦1988年美国律师事务所Arnold & Porter、Sidley & Austin ▦1991年三正咨询集团总裁 ▦2008年第17届总统就任准备委员会国际竞争力特别委员会咨询委员 ▦2001年~现在 三正KPMG集团总裁 ▦联合国全球契约韩国协会理事∙梨花女子大学经营大学院CEO兼职教授∙希望制作所理事∙韩国金融委员会金融中心推进委员∙乌克兰名誉领事
跃升发达国家的三大课题 重塑国际地位企业全球化公民意识先进化
尹永珏总裁把韩中日之间的定位、企业全球化加速、国民公民意识提升列为我国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三大先决课题。
其中他强调,最优先课题是要尽快确立我国在韩中日三国关系中的地位定位。尹永珏认为,目前韩国在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上无法超越中国与日本,但如果能在中日激烈角逐中出色发挥桥梁作用,就能跃升为发达国家。
尹永珏说:“如果韩国能定位为高效的调解者,使韩中日三国成为全球中心,那么不仅能成为三国的领导者,还能一举跃升为一流国家。”
尹永珏还强调,企业全球化也必须加快步伐。他主张,此前依靠Samsung Electronics和现代汽车集团等国内前十名企业实现了人均国民收入2万美元,但要提升到4万美元,就需要排在十名之后的企业实现全球化。
他指出:“国内前十名之外的企业要想成功进军海外市场,培育‘人力资源’是最紧迫的课题”,“为推进利用海外市场经验者、预测全球趋势等全球化战略,也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
他特别建议,韩国如今已不再是边缘,而是接近世界中心国家,因此我国国民的公民意识也应与之相称。
尹永珏说,韩国经济过去50年以制造业为主增长,因此社会上似乎仍普遍存在新兴发展国家水平的不成熟公民意识。他举例说,对立的劳工运动现场和一片混乱的国会等是损害国家品格的代表性事例,并强调应通过成熟的先进公民意识夯实国家品格。
尹永珏说:“国家品格提高,进军海外市场的我国企业品牌价值就会上升,这将带来企业商品价值和销售额增长,最终对我国经济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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