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被期待就后京都体制达成重要共识的去年12月第15次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只确认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立场差异,最终仅通过了折中妥协形式的“哥本哈根协议(Copenhagen Accord)”便闭幕。在二氧化碳排放的历史责任和总量管制方式上,各方相互高呼“你先来(After You)”,达成共识自然不易。特别是在190多个国家参与、105国首脑出席的庞大国际会议上形成统一声音,是极为困难的事。
最终,后京都体制的主要悬而未决议题被推迟到今年举行的墨西哥大会。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各集团的立场和谈判对手更加明确,最迟在2012年京都体制终止前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提高了。
韩国在第15次缔约方大会之前,接受了联合国建议的二氧化碳减排最大值,宣布到2020年将排放预测值(BAU)削减30%。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也主张“我先来(Me, First)”,摆脱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最高国家的污名,得以积极应对环境问题。
也有人考虑到我国的经济结构而担忧负面作用。但发达国家纷纷以“碳关税”“碳履历制”等抬高各种环境相关贸易壁垒,无法回避二氧化碳减排也是现实。因此,现在是思考如何最有效地、以最小经济负担实现既定目标的分部门、分行业减排量与履行方法的时候。在此过程中必须考虑经济增长与绿色产业的协调。对此,笔者希望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相对性原则。即应考虑我国企业与产业的竞争力,设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等竞争国应对速度联动的战略和制度装置。因为环境产业与绿色技术形成自身成长基础尚需相当时日,绿色产业也难以替代现有产业。
第二,应考虑产业特性。将存在无法以其他方式替代的生产工序的产业与不存在此类工序的产业放在同一水平上比较,可能不合理。在根本上能够替代为新生产方式的技术出现之前,充分考虑这一点来分配减排量较为可取。排放总量管制可能限制相关产业的生产与成长。
第三,制度运营的有效性。应考虑企业技术开发速度,通过激励制度使企业能够消化环境管制。应提高战略的弹性,使增长与环境并存而不妨碍经济增长。从这一点看,比起数量管制,更需尽可能多地运用排放权交易制等在抑制整体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不妨碍企业成长的制度。
低碳绿色增长如今已是无法回避的大势。GE董事长杰弗里·伊梅尔特曾说“Green(绿色)is Green(美元)”。意即绿色市场是最具事业性、最赚钱的事业。许多企业已将绿色市场视为新的蓝海,加快进军市场。正如信息技术(IT)热潮把我国经济的IT竞争力培养到世界水平,相信绿色热潮也将成为使我们成为绿色技术世界圣地的基石。必要时,或许也需要“绿色泡沫”。在绿色产业上,是否也可以期待类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核电订单那样的壮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