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年最后阶段仍牵住明年预算案审议“命门”的,是四大江工程。然而围绕四大江工程的朝野矛盾,已从最初的大运河之争,不知何时转变为拦河堰与水深问题。主张减少拦河堰数量、降低水深的民主党提议设立验证机构“四大江国民委员会”,大国家党也认同其必要性。
由于在成立时机上存在分歧,四大江国民委员会能否正常运转仍不明朗。国民难以理解的正是这一点。因为在临近执行准预算的最后关头才提出设立由各界专家组成的机构来审视工程的可行性,怎么看都像是政治姿态。
随政权变化的“成本效益分析”
耗资巨大的国家工程可行性验证如今又被重提,是因为朝野意见分歧极为尖锐,常识在政界难以通行。但其背后潜藏的是随政权更替而变化的专家群体那令人难以理解的“成本效益分析”方式。过去的新万金工程、近来的世宗市波及效应等,都是波及效应因政治情况而改变的典型案例。
近来韩国行政研究院发表称,若按原案将9部2处2厅迁往世宗市,20年间将浪费超过100万亿韩元。相反,在参与政府时期的2004年,当时财政经济部提交的报告中,新行政首都建设的波及效应竟超过178万亿韩元。国民难免疑惑,为何会出现如此差异。
如果韩国行政研究院忽视了迁移可获得的均衡发展效果,那就是犯了重大错误;而如果参与政府的报告未考虑首都迁移带来的“社会折现率”即损失,那同样只是一份糊涂账。就投资开放型(营利)医疗医院是否引入,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与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KHIDI)的报告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也无异于足以令国民陷入混乱的喜剧。
一般而言,成本效益分析中常被使用几种手法。“重复计算”是把无法同时实现的经济效果全部计入效益的错误。出售土地时实现的经济利益与亲自耕作时产生的生产率提升,不可能同时实现。
过去在分析新万金工程经济性时,被发现将灌溉工程带来的地价上涨效果与农业生产率提高全部计入。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关于营利医疗法人的报告也存在难以理解之处。保健产业振兴院预测,若引入投资开放型医院,将因向大城市集中而出现医生外流现象,并有多达92家中小医院面临停业之忧。
研究机构预测值不一 加剧混乱
但这是忽视了成本效益分析“基准线”概念的数字。基准线是指对影响效益与成本的各种因素的预测值。考虑到近几年作为二级医疗机构的中小医院停业数量不少,可以说其与KDI报告的基准线本身就完全不同。
政界人士早就说过,政治应当是可预测的。但如果国家工程的可行性预测值因政治情况或研究机构不同而各异,那么可预测的政治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实现。朝野矛盾的化解自不必说,国民共识也难以轻易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