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博总统的亲民政策正以就业对策的形式具体化。围绕亲民政策,曾有过迎合民意的批评。但对于就业对策,这样的批评不应存在,即便存在也无法被正当化。就业岗位就是与平民生计直接相关的问题,解决办法同样并不简单。
首先,必须明确认识到,无就业增长是发达国家与中等发达国家共同出现的现象,是结构性、顽固性的问题。没有这种认识,就无法期待问题得到解决。
迄今为止,就业一直被视为经济增长理所当然的伴随结果。但在以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和全球化深化为代表的当今全球经济中,这一等式正在被打破。美国是最典型的例子。将制造业让给日本,转而以金融和互联网产业创造高收入职业群体,一度为转危为安而欣喜,但随着服务业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就业两极化正日趋严重。
只剩下具备高教育水平和专业知识的少数被选中者所从事的岗位与平平无奇的岗位,而中间阶层能够就业的体面岗位正在减少。这种职业两极化直接导致收入两极化,也成为许多美国国民不信任自由贸易的契机。
韩国处境相似。众多工厂迁往中国、东南亚,大量就业岗位消失。留在国内的工厂以最低人员运转,因此我国制造业几乎丧失了创造新岗位的功能。所幸服务部门在创造岗位,但不足以消化劳动供给,内容上多为简单低薪,就业稳定性也不足。对我们而言,就业两极化同样是收入两极化的主因。
从其他国家的失败经验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出路。美国过于轻易地放弃了制造业。仅30年前还席卷世界市场的美国产家电产品,如今已无处可寻。曾是最后堡垒的汽车产业正竭尽全力从千疮百孔中挣脱,最后的希望——飞机制造业也被欧洲抢走了领先地位。我们不能重蹈美国的覆辙。即使中国已追至眼前,也不能放弃制造业。已有5万多家企业出走中国,但必须预防第二次对华投资大迁移的发生。
因为迄今为止大多是利用低工资型投资,而今后有可能出现瞄准中国内需市场的大规模投资。同时,培育就业效果大的中小零部件产业,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日本是服务业落后国家。制造业经过出口竞争跃升为世界一流,而服务业则安于繁杂的管制与国内市场保护,成了井底之蛙。遗憾的是,我们也没有太大不同。从近期围绕是否允许投资开放型(营利)医疗法人的争论来看,韩国企划财政部只看就业效果,保健福祉家庭部只看医疗两极化,彼此互不理睬。韩国保健福祉部应承认就业的重要性,韩国企划财政部则应提出预防两极化的配套措施。
我们必须走美国、日本没有走过的第三条路。也就是说,要打造制造业与服务业同步发展的模式。经济学教科书中有经济越发展就越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阶段论,但在无就业增长的时代并不适用。
在机器替代劳动、企业为寻求廉价工资而走向海外的时代,实现充分就业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决策者面临的新挑战。仅靠宏观政策无法解决,只有当劳动、教育、产业、社会福利等各领域政策朝着创造就业这一共同目标步调一致地协作时,才有可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