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1-22

[松现专栏/11月23日] 宪法法官与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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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市是坚守原案还是修正,令举国喧腾。问题之所以如此爆发,源于卢武铉政府制定《新行政首都建设特别法》试图迁都时,韩国宪法法院依据习惯宪法作出了违宪判决。已故前总统卢武铉并未原样接受宪法法院的判决,而是以迁移部分中央部门、分割首都的方式作出回应。

从当时宪法法院违宪判决的理由来看,汉阳自朝鲜王朝开国起被定为首都,六百多年绵延不断,因此即便成文宪法没有明示,习惯宪法上首尔即为首都,故迁都需要修改宪法。

以笔者非法律专家的浅见,迁都属于高度政治行为,应由作为国民代表机关的国会决定,或由国民通过投票直接决定,而不应由法官决定。然而,判定某一事项是否属宪法法院管辖的也是宪法法院自身,且宪法法院的决定作为终审决定即告确定,结果迁都与否的决定权最终落在了宪法法院手中。

不久前,针对国会通过媒体法过程中省略了合法讨论程序、因而媒体法无效的宪法诉愿,宪法法院作出了程序上存在问题但媒体法本身有效的判决。宪法诉愿制度并非判断法律是否违宪,而是保护国民受宪法保障的权利免受国家公权力误用、滥用之侵害,是第六共和国采用的制度。在野党议员正是据此提出宪法诉愿,主张执政党强行表决通过侵害了他们的法案审议权。

在国民看来,国会议员个人即是国家机关,却以基本权利被其他国家机关侵害为由提出宪法诉愿,恐怕绝非值得夸耀之事。另一方面,在程序问题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只抱住法律本身有效的判决不放的一方,也同样存在问题。

国民选出国会议员并支付岁费,其中隐含的命令是:在处理迁都或媒体法这类重大国事时,要充分汇集民意、深入讨论,形成妥协方案并付诸表决作出决定。然而,自己的问题自己无法解决,却依赖并非国民选出的宪法法院法官,这难道不是严重的失职?

笔者认为,宪法审判原本是为守护宪法所具价值而设的制度。它是司法机关的制衡装置,使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守住宪法规定的民主主义与市场经济秩序。当在国家权力面前处于弱势的国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又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时,它也是最后出面救济的最后防线。

宪法审判的判决通过界定在具体时代状况下宪法价值为何,使宪法作为活的法律得以现实化。宪法通常抽象性高、难以频繁修改,因此以韩国宪法法院的判决追随时代潮流,有时还引导时代潮流。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为保护大量破产的企业、保住岗位,制定了允许合谋的《产业复兴法》,但该法被判违宪。这体现了即便在当时前所未有的危机状况下,也不得侵害市场竞争本质的宪法价值。

我国的宪法审判也应不为政权倾向所动摇,忠实于体现符合当今时代状况的宪法价值这一本职工作,而像媒体法事态这样应由国会议员自行解决的事项,则最好交由国会的自净功能处理。同时,政治人物也最好抛弃把自己该做的事推给宪法法院的依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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