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一度被视为全球超优质企业的通用电气(GE)遭遇了保持53年的最高信用评级被下调的屈辱。
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P)将GE的长期债券信用评级由原来的“AAA”下调至“AA+”。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下,金融子公司GE资本出现了不良化。
由此,一直被评价为“最成功模式”的GE经营方式也被推上了审视台。
GE是在职业经理人体制下强调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代表性企业,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英美式治理结构”的象征。然而职业经理人为了保住位置和获得股票期权,只急于创造短期业绩,结果导致长期战略制定和风险管理的失败。
尤其是随着雷曼兄弟破产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崩溃,GE等企业所采用的“英美式治理结构”的漏洞暴露出来。
英美式治理结构是利用股票期权将首席执行官(CEO)的报酬与经营业绩挂钩,同时通过外部董事制度强化经营透明度。其形式是设立独立董事会,并将董事长与CEO分离。在股东分布方面,则表现为没有持股25%以上的大股东、股权分散的形态。这是“所有”与“经营”彻底分离的结构。
由于没有明确的主人,各投资者(股东)便行使影响力,企业的兴衰在很多情况下由股市左右。金融市场偏好哪家企业、将哪个产业判断为新增长动力,企业便据此进行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也随之重组。
但作为这种英美式治理结构根基的金融市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理性,也没有长期视角,反而投机性很强。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等部分经济学家和学者早就指出美国金融市场是易于产生泡沫的市场,这一事实在去年的金融危机中再次得到印证。
对此前被忽视的英美式治理结构制度本身问题的指摘也开始出现。职业经理人的生死存亡取决于股东大会,经营成果又以股价来评价,因此他们对提升与销售相关的利润指标等短期业绩趋之若鹜。
他们不但没有从长期视角为企业可持续增长作出果断决策,反而毫不犹豫地进行能在任期内带来高收益的投机行为。雷曼兄弟•美国银行(BOA)•花旗集团等金融公司的CEO投资于次级房贷这类稳定性未经验证的衍生产品,最终被推向破产危机。
甚至为了获得股票期权而虚增公司业绩、进行粉饰会计,还出现了公司濒临倒闭却大搞奖金盛宴等道德风险。
因此,美国国内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日益加深。特别是以金融市场为中心蔓延的对非所有者CEO的不信任达到极点,讽刺他们不负责任的经营,甚至出现了“像CEO一样的人(CEO-like)”这一新词。
甚至曾主张“CEO的责任就是使股东价值最大化”、应按季度评价股价的GE前CEO杰克·韦尔奇,也尖锐批评称“执着于短期业绩、只专注于提升股东价值是疯狂之举”。
财界一位相关人士指出:“曾被视为全球超一流企业的美国GE•克莱斯勒•通用汽车等在此次萧条中被摧毁,是因为只能急于短期业绩的职业经理人体制的局限。”
三星经济研究所研究专门委员金容基分析称:“英美式治理结构存在只能做出近视决策的局限”,“无法从长期视角为企业增长进行投资,在寻找新增长动力方面也只能是消极的。”
他还表示:“英美式治理结构并非是效率经过验证而发展起来的制度,而是依据美国•英国企业股权分散的结果而形成的,也不能视为全球普遍的治理结构。”在欧洲,上市公司中存在持股25%以上大股东的企业达到60%~70%,亚洲地区相当多企业也是所有与经营合一,由此来看,反而只有美国和英国是存在25%以上大股东的企业比重不足5%的仅有两个国家。
美国经济类周刊《商业周刊》在2003年11月10日刊报道称,标普500指数成分美国企业中,家族企业的经营成果优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散的企业。家族企业的利润增长率(21.1%)和销售增长率(23.4%)高于股权分散企业(利润增长率12.6%,销售增长率10.8%)。
因此,在1997年外汇危机后不加区分地引入英美式治理结构的韩国,也出现了类似问题,要求寻找韩国式治理结构的呼声日益高涨。
去年访韩的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安德鲁·沃尔特在一场研讨会上指出:“由于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制的标准本身正面临危机,英美式治理结构的效率也并不高”,并表示“1997年亚洲外汇危机后,为恢复在海外资本市场的公信力,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迅速接受了英美式国际标准,但是否应继续遵循已陷入局限的国际标准值得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