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将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15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15)正吸引全球关注。原因在于,围绕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之后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时间表与责任分担的讨论,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
政府将环境与增长相协调的“低碳绿色增长”确定为今后国家发展的主轴,提出到2020年相对基准情景削减21%~30%温室气体的目标,并开始征集民意。此外,我国将于明年11月主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国际角色不断增强,预计在推进低碳绿色增长方面,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桥梁的作用将受到强调。
应逐步废除“环境有害补贴”
但尽管有这样的国家战略与目标,前路依然漫长。化石燃料依赖度极高的我国,为减少二氧化碳(CO₂)排放并稳定供应能源,迫切需要转向低碳经济结构并扩大新再生能源普及。而且世界市场正围绕绿色技术与产业重组,预计今后国家竞争力将更加依赖于抢占低碳绿色技术市场和扩大绿色出口。
然而尽管如此,我国推动绿色增长的政策激励体系仍非常薄弱。迄今为止的能源税制,与节约能源或减轻环境负荷相比,更多是为道路建设或产业支持而复杂运作,在某些方面削弱了国家能源效率。若能源使用的社会成本未能在价格体系中得到充分反映,企业就无法获得关于绿色技术开发与设备投资的未来预期收益与成本的适当市场信号(market signal),从而导致该领域投资不足。
要从根本上改善这一现实,最迫切的是在能源、汽车、环保设备、建设、住宅、金融等整体经济领域构建环保型税收体系。这将成为引导国民生活中低碳消费模式、提高企业活动绿色投资的信号。例如,对发电用煤的补贴有助于降低发电成本,但与扩大新再生能源普及方向相反。这类“环境有害补贴”有必要逐步废除。
同时,若要扩大生物燃料、风电、光伏、燃料电池等新再生能源的利用,就必须强化对现有化石燃料的碳(比例)课税。以此提高绿色产业的价格竞争力与收益率,并调整使新再生能源义务供应比例(RPS)能以较高价格交易。在税收体系中强化环境税功能,可引导消费者与企业为减碳而改变行为,成为改善经济体质的“政策DNA”。
此外,与无偿分配的排放权交易制或自愿协议不同,碳(比例)税可将额外税收用作培育绿色技术与产业的财源,以及在支出层面扩大对能源弱势群体直接支援的辅助财源。
应强化对化石燃料的碳税
更何况,去年李明博政府上台后大规模减税措施以及金融危机后财政支出扩大,使国家负债迅速增加。在此情况下,若与明年实施的法人税、所得税第二阶段下调措施相衔接引入碳税,便可同时兼顾财政健全性与绿色增长两大目标。
最近,继多个发达国家之后,法国宣布明年将引入碳税,中国财政部下属研究所也建议2013年引入碳税。这类动向对仅高举低碳绿色增长旗号的我国现实颇具启示。即使现在开始,我国也应为促进整体经济向低碳消费与生产结构转型,进一步扩大环保税制改革以及对绿色投资与研发(R&D)的税制、金融支援,并逐步强化相关法律与制度基础。没有绿色税收体系的绿色增长之路,恐怕将异常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