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2005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0%,总人口开始减少,人口减少与老龄化进程为全球最快。4日下午放学时间,东京市内上野站附近的上野市场里,老年人比学生还要多。/东京=记者李相勋 位于日本东京副中心池袋的西武百货店。虽然是东京屈指可数的超大型百货店,但或许因长期不景气而显得冷清。只有位于百货店最顶层的餐饮区还算热闹,但餐厅里满是看上去早已过了花甲之年的老人。
餐厅店员荣子(21岁)说:“除麦当劳之类以外,百货店里大部分餐厅的主要客人都是老人”,“如果是原宿另说,在这里想见到年轻人可不容易。”事实上,在这家百货店转了两个多小时,所谓的年轻人只有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女性。
日本直到1970年代初期,总和生育率还为2.14,处于“人口替代水平”,即可以维持现有人口的水平。但仅仅30多年,情况就完全变了。2005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26,沦为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1989年生育率降至1.57,即所谓的“1.57冲击”,此后日本于1995年推出国家级低生育应对方案“天使计划”,却仍未能摆脱“世界上最不生孩子的国家”这一恶名。2005年,日本在编制人口统计以来首次出现人口减少,减幅达2万1266人。
◇屡屡失败的低生育政策=1989年“1.57冲击”之后,低生育在日本正式成为社会问题。以此为契机,日本以五年为周期相继推出国家级低生育应对政策,包括1995年“天使计划”、2000年“新天使计划”、2005年“儿童与育儿支援计划”等。
但日本的低生育政策大多以失败告终。1995年制定天使计划时,日本政府认为对就业女性提供保育服务支援是提高生育率的答案,但要靠单纯的保育支援来解决已成为社会文化现象的低生育问题,实属勉强。
2000年新天使计划和2005年“儿童与育儿支援计划”也分别聚焦于工作与家庭兼顾、改善雇佣等,但在从根本上解决低生育问题上未见明显效果。
第一生命研究员松田茂树指出:“过去十多年,日本的低生育政策无论是经济支援还是保育支援,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令人满意”,“长期持续的经济萧条使政府在推行政策上存在局限。”
◇人口减少的噩梦成为现实=2005年的人口减少,给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的日本又带来一次海啸级冲击。驻日本韩国大使馆财经官李浩哲表示:“从2005年起,日本国内汽车销量减少等对内需经济的不利影响已成为现实。”实际上,日本国内汽车销量从2004年的585万辆降至2008年的470万辆,四年间减少达25%。
日本的人口问题专家将低生育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日本年轻人回避结婚的文化。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理事长及川浩造表示:“产假后收入减少,加上高成本的养育结构使生育的机会成本过大,因此年轻人不愿结婚。”
由于长期的经济萧条,飞特族(没有固定职业、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的人)和非正规就业者急剧增加,加之日本特有的个人主义发展,家庭文化本身日渐弱化。
◇要求政策调整方向的呼声高涨=位于日本最繁华地区之一东京站前八重洲口的41层超高层大楼“Gran Tokyo South Tower”。入驻这里的招聘信息企业Recruit公司在东京都部分支援下,于2008年设立了企业内托儿所“And's”。这家为公司女职员照看5岁以下子女的托儿所,成为公司内最大话题。
该公司部长绪方牧子表示:“由于业务特点加班较多,养育子女的员工顾虑很大”,“设立托儿所仅一年,公司内的生育率就翻了一倍。”保育费每月7万日元,略高于公共保育设施(5万日元),但最大优点是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养育孩子。
随着“单纯的保育支援或资金支援无法扭转低生育”这一认识扩散,日本国内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低生育对策的呼声日益高涨。具体内容包括:从2007年起将3岁以下子女的儿童津贴从5000日元提高至1万日元;对所有有出生4个月以内婴儿的家庭进行上门访问、提供服务的全户访问事业;地方政府与企业联手支援设立企业内托儿所等。
在解决低生育问题方面,最近备受关注的一代是指30多岁后期至40岁出头女性的所谓“Around 40”一代。作为泡沫经济的最后一代,她们消费力强,并在男女雇佣平等法之下积累了职场经历,如今正把目光转向生育与家庭这一新领域。
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人口动向研究部长金子隆一解释说:“此前享受工作与自我生活、推迟生育的一代,如今迟来地显现出回归家庭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