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候选人郑云灿就行政中心复合城市即世宗市发表言论后,该问题再次浮出水面,预计将引发激烈争论。迄今争论的焦点是世宗市是否按原方案推进。这里所谓按原方案,意味着须按《关于建设行政中心复合城市的特别法》的规定迁移中央部门。迁移对象中央部门原为12部4处2厅,随着李明博(MB)政府上台后政府组织法改编,变为9部2处2厅。迁移对象人员略超1万人。
仓促搬迁会带来效率问题
由于把中央部门迁移视为头等课题,争论也主要局限于行政效率。中央部门迁移对地区均衡发展具有相当的政治象征意义,这是事实。但这种政治象征意义的价值是否能超过预期的行政低效,令人怀疑。
如果首尔有青瓦台、国会和部分中央部门,世宗市有部分中央部门,浪费在所难免。德国的联邦议会和部分行政部门在柏林,部分行政部门在波恩,行政部门使用的城市间往返穿梭航班每年超过5500班次,这一事实含蓄地显示出国家重要机构地理上分离时会产生怎样的行政低效。
行政低效是重要问题,中央部门迁移也是重要问题,但它们只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问题的真正核心在于世宗市是否有利于国家。经济收益可从效率与公平两个层面来考察,而按原方案建设世宗市,在任何一个层面都难以期待收益。
效率层面的讨论是显而易见的。把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高的首都圈抽出,转移到生产率低的地方,国民收入就会下降。赞成建设世宗市的人认为,那种程度的效率下降,可以由所谓国家均衡发展这一公平的提升充分补偿。
但是,如果我们所期望的不是人人贫困的退步式公平,那么建设世宗市提升公平性的可能性看起来并不高。要通过建设世宗市在所有人处境改善的同时增进公平,实现发展型公平,就必须确保世宗市的收入以远快于其他地区的速度增长等飞跃式发展。把中央部门下放到地方,该地区的收入就会飞跃式增长吗?对此的回答,无论从理论上、实证上,还是参照其他国家的经验,都是"否"。
某一地区要发展,首先要具备扎实的收入基础。为此,必须创造各种创造性生产活动得以集聚的条件。把中央部门下放,从某种角度看,与营造创造性生产活动的集聚基础问题关系不大。
我们应从根本上思考的,是找出能够保障世宗市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是什么。下放几个中央部门在政治上或许是重要问题,但本质上并不那么重要。
应先具备收入创造基础
然而问题在于,大部分决策掌握在以政治考虑为先的政治人物手中。他们不可能不考虑一旦脱离所谓"按原方案"会遭到的逆风。那该怎么办?我认为争取对时间调整的理解将是现实的解法。即无论用什么办法都保证所谓"按原方案"迁移中央部门,但时机放在先具备世宗市的收入创造基础之后,而如何具备收入创造基础则几乎从一张白纸重新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