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9-16

[时论/9月17日] 黄永基会长被问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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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后如海啸般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所幸似已进入平息阶段。然而韩国金融界却因金融危机过程中产生的金融投资损失的责任之争而持续升温。围绕友利银行衍生金融产品的投资损失,金融监管当局对前会长黄永基作出停止职务这一强力制裁措施是否妥当,成为争论的焦点。

仅集中于追究特定人士责任

金融当局公开的黄会长停止职务处分事由中,包含各类违规事项和经营战略上的失误等。其主要内容是:尽管友利银行审计委员会等曾指出投资风险,却未采取任何措施等违规事项,以及将各本部的经营目标定得高于董事会下达的目标值,从而引发过度投资,实施了超越董事会法定权限的独断经营。

另一方面,前行长黄永基主张,自己投资债务担保证券(CDO)、信用违约互换(CDS)时金融市场处于正常状态,是能够获得收益的情形,因此本次损失的责任在于他离职后市场状况恶化时未能适时抛售。

获得由国民血汗税金筹集的政府公共资金支援的金融机构遭受如此巨额损失,经营负责人理应承担道义责任,若投资过程中存在违规事项还应承担法律责任;而另一方则认为自己是根据当时金融市场状况作出投资决定,大规模投资损失发生在其离任之后,让其承担责任实属委屈。两种立场各有其道理。

然而看着这样的争论,最令人遗憾的是,通过此次事态我们最应确认和思考的本质问题却毫无踪影。

此前韩国金融界在应通过银行间并购(M&A)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银行的气氛中,各商业银行为扩大资产和提高收益率而展开了无限竞争。另一方面,金融当局也一直在督促乃至鼓励放松管制、培育投资银行(IB)等构建美式金融体系和扩大投资市场,这是现实。友利银行正是顺应这种气氛推行进攻型经营,此次出问题的衍生金融产品CDO、CDS投资损失(1.6万亿韩元)也是在这种金融市场气氛和黄永基会长进攻型经营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产生的。

因此本次投资损失既可能是特定个人的责任,同时也确实存在并非如此的一面。

因此,在金融危机已一定程度平息、燃眉之急已灭的当下,需要的是比追究特定人士责任更进一步,冷静分析此次事态的原因,深入讨论为防止此类事态再次发生的银行体系改进方案,以及为构建事前预防性监管体系(而非事后追责)应解决哪些改进课题。此外,对于有人担忧今后可能抑制积极的金融投资活动的此次问责措施,也需要认真思考将其后遗症降至最低的方案。

然而金融市场上流传的并非这类建设性讨论,而是诸如“前会长黄永基与现政府实权人士关系不佳而遭报复”,或此次事态将使“边良浩综合征”再次蔓延之类的说法。金融监管当局似乎也并非致力于谋求根本对策,而是以对几名相关人员的惩戒匆忙结案,并高度关注舆论是否会转向不利。

应制定强化金融业体质的对策

如此一来,留下天文数字投资损失、数十名相关人员失业或受重处的惨痛创伤的此次事态,只会沦为一场简单的插曲,丝毫无法成为韩国金融均衡成长所需的养分。

建议不仅金融市场参与者,监管当局也不要只盯眼前现实、急于回避责任,而应以更大的视角,以思考此次投资损失发生原因乃至强化对国际金融市场动向反应过敏的韩国金融市场体质之方案的姿态,来面对此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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