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9-15

[主编专栏/9月16日] 为移动通信费制定“首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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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努力履行把手机费率降低20%的总统竞选承诺。”(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一位高层人士)

近来政府为下调手机费率的举措全面展开。除负责通信政策的广播通信委员会外,未来企划委员会、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也纷纷出面,全方位施压通信企业。政府部门的这一动向与青瓦台接连推出亲民政策的步调一致。在经济不景气、家庭开支吃紧的现实下,反对下调对普通民众构成负担的通信费用的人不会太多。

停止没有标准的消耗性争论

问题在于方法。若要降费,必须有多数人能够认可的明确标准。政府近来连日举行听证会,集中强调韩国手机费率高于国外。但由于听证会上提出的资料说服力不足,反而只引发了尖锐争论。

事实上,即便针对相近时期进行调查,依调查方法不同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美林以去年第二季度移动通信公司每分钟营业收入(RPM)为基准调查国际费率,结果显示美国最便宜;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同年8月按通话量比较最低费率方案的结果却显示美国最贵。韩国在两项调查中费率分别位居OECD成员国中第17贵和第12贵,排名同样起伏不定。

特别是这些调查存在完全无法反映各国不同费率体系的致命弱点,因而放大了争论。OECD的方法只是将移动通信消费者的通话量分为小量、中量、大量,调查各通话量下最便宜的费率方案是哪一种,与手机用户实际支付的费用相差甚远。

更何况OECD调查完全忽视了网内折扣等韩国国内移动通信公司实行的优惠制度。此外,其在比较费率时也未反映各国通话质量差异,这同样是弱点。通话质量不同、费率有别本属理所当然,但这一部分却被无视。

政府设定的降费幅度目标也存在问题。政府以总统竞选承诺为理由提出“移动通信费率下调20%”的目标,但对于“为何偏偏是20%”,即便是负责通信政策的广播通信委员会也给不出明确答复。负责移动通信费率的广播通信委员会主管部门也只是给出“这是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时期提出的说法,具体内情不太清楚”这样勉强的回答。

那么,是否没有办法解决每年反复出现的移动通信费率合理性争论呢?并非全无办法。可由政府与研究机构、学界、市民团体、移动通信业界人士共同参与,制定多数国民能够认可的标准。

也就是开发能够准确反映国内外手机使用实态与通话质量的费率比较指数。日本就是好例子。日本由总务省出面,开发了以各国平均通话量为基准比较国家间费率水平的所谓“东京模型”,平息了围绕费率水平的争论。

需要开发类似日本的合理模型

韩国过去也有类似经验。2001年围绕第二代(2G)移动通信通话质量的争论浮出水面后,以原信息通信部下属通话质量评价委员会为中心,对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展开实态调查,从而化解了通话质量争论。

每年外国机构发布移动通信费率调查结果时便展开消耗性争论,如今该结束了。为此,政府等中立机构应尽快出面,制定能够正确比较国家间移动通信费率的“首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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