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并不存在提高生育率的政策。是多样的家庭政策有机地发挥协同效应,自然而然带来了生育率上升的效果。"
瑞典未来研究所研究员兼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托米·费拉里尼(见照片)在被问及"化解韩国严重的低生育率与老龄化问题的解决方案"时断言,"不会出现因采用某项特定政策而使生育率上升的情况"。
他解释说,"瑞典开始担忧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减少,也已经超过50年","经过多方面努力,与当时相比生育率提高了0.2至0.3人左右"。这意味着,韩国想在2020年前将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60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费拉里尼教授表示,"瑞典之所以在家庭及儿童补贴、休假相关津贴、两性平等政策、低收入及残障儿童支援等方面对家庭不吝支持,是因为坚信家庭幸福国家才能稳定"。
为此,政府为瑞典未来研究所运营预算4000万瑞典克朗(韩华集团约70亿韩元)提供约一半的资金支持,并要求其在人口结构变化分析的基础上,就养老金、代际间资源分配、经济增长、福利等开展深入研究。
费拉里尼教授表达了否定态度,称"最近德国在移民未能解决人口问题后正在增加生育补贴,但仅靠某一项政策很难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他还建议,"人口问题会随着政治或经济变化而不断改变","国家政策也需要随之持续变化与发展"。






